马来西亚实业家郭先生的口述自传，难得见到华人企业家能将毕生写的如此坦诚。几乎是在北非每日矿区奔波途中读完的这本书，也是今年的开年第一本，还是很值得学习的，主要的还不是其成就，而是其穿越多个时代和周期的能力以及智慧，相信这是最为难的和宝贵的财富，对我深有启发。不少过去还有些担心的话题和想法再读完这本书之后更加坚定了，一本关于经商的难的好书。照例做些摘要。
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母亲，我会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比她更有原则的人。母亲总是用非常柔和、平静的语气来劝告我：“永远不要贪婪，永远不要。想一想中国的贫苦百姓。”她总是提醒我，要公平正当地行事，远离自私，并教导我在生活中要常怀感恩之心。我有时会问母亲：“你为什么总要反复提醒我？”母亲回答说：“我发现你有过河拆桥的倾向，我希望你无论在生意上或任何情况下，也千万不要这样对待朋友。”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重要性再怎么讲都不为过，这也让我更加感受到为人父母的不易，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老师上课时都是穿着几乎没有洗熨过的棉布衣服。与我曾就读的殖民学校比较，简直截然不同，那里的校长穿着精纺羊毛套装、打着领带。而华文学校的副校长却十分贫穷，身穿一件泛黄的白色斜纹外套，但他却是一个十分亲切和善的人。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懂得辨别形式和实质。我深深意识到，人的真正价值与金钱几乎是毫不相干的。
看本质，而不是表象，本质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人都这么说，却很少这么去做的。
每天清晨，我都会点一炷清香敬祖、拜佛。祭坛左侧是先祖的牌位，是我向祖先敬拜和向已故爱人祈福的地方。我会先鞠躬敬我母亲，再鞠躬敬我二哥鹤龄，然后再鞠躬敬我已故的前妻碧蓉。我认为鹤龄是一位十分出类拔萃的人，拥有他所属时代的伟大素质。他一生只关心社会的草根阶层，希望社会能得以改革，让天秤不至完全向当权者倾斜。鹤龄对我的影响跟母亲一样重要，并且十分根深蒂固。如果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占70%到90%，那鹤龄则占10%到30%。除了母亲和鹤龄外，无人能有此影响力：父亲、鹤举、任何一个朋友或老师都不能相比。
当时读起来让我直接落泪的段落，能够每日坚持，无论容易与否，都太让人动容了。或许只有父母都不在了，才能感受到这种深厚情感？若非一个内心丰富的人，也无法这样去缅怀亲人。
鹤龄希望世界能够变得更为美好，人民受到尊重。这些基因一定是从母亲身上传承的。父亲在很多方面也是一个正派的人，但我必须承认，郭氏的基因是商人和营商赚钱的基因。母亲家人则从来不计较金钱。我的外祖父也不在乎钱，他看重的是人的价值。1948年的一天，他与我促膝谈心，他认为我的想法是错的，总有一天我会了解到他忠告内的深意，明白到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商业之间根本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鹤龄说：“年、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因为你有自己的人生观，并正努力朝成功资本家这一条路进发。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虽与你的想法不同，但你也应该关心政治。当你的生意做得越大，政治就会紧缠着你，因此你越早开始关心政治就越好。”鹤龄对我的忠告当然是正确的。政治与经济是紧密相连的，政治与生活更是密不可分。
资本和政治，无论从事什么，都应该是一份让人类未来更加美好的事业。经济离不开政治，即便我是读政治经济学的，肯定是能够理解，但至今还没有深切体会。相信未来会有的吧。
父亲想我去，于是我便加入了他的东升公司，但我只把自己当作他的雇员。我那时反正也没其他事可做。莱佛士学院要到1946年10月才重开。我一生坚信，忙碌是一种治疗。人必须工作，工作能将身体和心灵结合起来，一并治疗。一个有工作的人会比别人早起，晚上又因为需要恢复体力而比别人早睡，这样便不会浪费生命。感谢上帝，庆幸我们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愚蠢的电子游戏、没有现在报摊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恶俗杂志，那都只是为了迎合人类低下和庸俗的本质。
忙碌是一种治疗，人必须工作。这样简单的观点却是醍醐灌顶。有多少人是闲废的，唯有工作、持续工作，保持忙碌，才可能找到答案，而不是闲下来去想。
我加入父亲公司后，才发现公司的经营状况是多么的糟糕。父亲做事没有条理、优柔寡断，缺乏领导能力。他不谨赏罚分明，总是担心晋升一个侄儿会惹恼其他人。而他又缺乏行动力，这加剧了公司内部的不团结。他生性就是如此。最糟的是，我的二堂兄和五堂兄还染上了鸦片烟瘾，而且经常嫉妒他人。而十堂兄不太精通生意。因此，公司当时真的是一团糟。目睹这些，让我深明如果要开办一间公司，绝不能容许任何裙带关系，并且不能软弱。我们是亲戚，没错，但公司里该有规矩。谁能为公司带来利润，谁就理应得到奖励，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后来，我对所有堂兄都十分严格，即使他们都比我年长。
这段经历对郭先生后续的经商影响还是很大的。家族企业不应该讨论是否任人唯亲的问题，关键不是是否亲属，而是是否胜任。
看店铺，不光看它的规模大小。当你走进一间办公室或店铺时，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一种感应。知道那家公司是如何经营、前景怎样。这种感觉很抽象。你能到空气中感觉到什么吗？这家公司是充满能量呢，还是呆板、颓废甚至垂死待亡？
这种对生命力的洞察，真是经商上最要命的东西。而这个没有标准，纯靠感觉。
父亲离世后，我创办了新公司。八年后，马来西亚独立。这八年就是我蓄势待发的关键阶段。周围充斥着很多颓废堕落的华人和欧洲人。我下定决心：决不会自甘堕落，我要努力工作，利用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取得成功。事实上，殖民主义阻碍了那些国家的发展。这些殖民地的经济从来没有依循过正途来发展，而人民的真正能力也从未被殖民者所善用发挥。这只是一场单向的发展，就如所罗门王的金矿一样，只是用皮鞭抽打努比亚奴隶而成就的。
不甘堕落、持续努力，无论身处什么时代，真是最为可贵的品质了。当下的环境再不济，也好过殖民时代。
我总觉得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俯拾皆是。能有系统地学习固然是好，但其实只要你愿意学习，你便能如呼吸一样，萃取到智慧。不过，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先提升自己的感官，听得更细心、噢得更深入、看得更敏锐，然后便可以如呼吸空气般地从周遭擭取到智慧。
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每天醒来，你必须专注在自己的人生目标上。很多年轻人浪费时间追逐最酷的跑车和其他物欲。但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些只是奢侈与享乐的象征，只会引诱你偏离重要的事情，忘记了生活的真谛。于我而言，我专注于赚钱，但渴望追求的并不是钱本身，而是希望从汇聚造王者和决策者的商业世界中崛起，并且登上云端。
这便是学习能力最为要命的原因。满地智慧如不去学习，利用，又该如何进步呢？郭先生真是一语道破题天机。
我这辈子总是在寻找合作伙伴，因为我知道社会永远需要团队合作。鹬蚌相争，只让后来者得利。
纳伦德拉到机场接我，然后打了电话给他父亲。我们三个人在酒店一直谈至清晨。他们已安排我明天与印度糖厂协会主席会面。就这样，我们终于不用再透过伦敦食糖代理商，便能与印度糖厂协会直接做成第一桩大生意。这次经历让我深深明白果断和信任的重要性。你必须以极速奔向目标，因为战场上不独是你一人。竞争对手是从四面八方汹涌而至的。我们必须练就灵活性，在遇到不可逆转的情况时，能迅速调整并恢复过来。
保持合作和开放、保持敏锐和极速，保持果断和信任，这都是最可贵的从商品质了。
我对那些日本人说：“你们来马来西亚以后准备怎样发展呢？坦白说，没有我，你们注定会失败的，因为最困难的部分是商业工程。”他们问：“什么是商业工程？”我答道：“在一个毫无关税保护概念、而英国人仍然当道的新独立国家，你们准备如何获得关税保护呢？”当他们问我如何能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时，我说：“我有信心做到。一方面，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是我的校友和朋友，我能联系到他们。而余下的，就靠我的说服力了。”我已经拿到了东京的会议记录，马来西亚财政部部长陈修信承诺提供全面关税保护，我相信他们会信守承诺。在东京时，我提出的所有意见，他们都充耳不闻。他们只偏袒自己，并暗示我们只不过是被他们选中而已。我和鹤举当然十分不满，但我们认为现阶毁必须保持沉默。于是，我们签署了协议后便回家去了。
商业工程的概念十分到位，这件事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和投资。
我遗传了父亲的公关技巧，这让我在英国人的社会更加如鱼得水。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移民，但他却深受马来人和柔佛官员的欢迎。良好的社交技巧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必须发自内心的美善。我在英国交朋结友，正如戴尔·卡耐所说，我能影响他人。我与市内所有主要食糖经纪交朋友、喝酒。吃饭，花钱如流水。只有中国人才懂得这种行之有效的公关技巧——自己省吃俭用，却对朋友慷慨大方。要成为成功商人，你每天都得像刷牙一样，擦拭所有感宫。我称之为“磨砺商业感官”，这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每一种感官都有其用武之地。每当我走进一间房子，可以在眨眼间便能看清一切。
这就是商业能力，保持好的公关交流，又洞悉一切。
只要做到谦虚、正直、不欺诈、不乘人之危，这世界上就有做不完的生意。我即使掌握了很多市场资讯，也从不胡来。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如果错算了利润，我们会马上退回，从不争辩。
商业大道。好好做人，生意就源源不断。
我发现，只有一种方法能进行遥距贸易，就是“节奏交易”——这是我自创的一个词。在学跳探戈或桑巴舞时，你就会知道跳得好全靠节奏。老师会告诉你，现在左脚往后、往后、往前、侧步。可一旦节奏出错，你就必须专注去听音乐，再重新找回平衡。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包括坐在身边的至爱对你说：“罗伯特，伸出右脚。”旁观者越介入，你就越糊涂。所以，即使你时间掌握不好出了错，只要注意节奏，你是会重新跟上的。在交易中，如果我感觉节奏出了偏差，我就会减少交易量，以降低风险。在我的商业生涯中，节奏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
郭先生也是交易大师，节奏交易的说法很有意思，错了就缓一缓，等一等，别着急纠正。
我记得这笔66,000吨的交易，他们的成本价约为30英镑，而售价大约是60英镑，因此每吨利润约为30英镑。交货期在好几个月后。当市场上食糖紧缺时，人们便开始恐慌性买入，情况就如股市一样，所以我们赚了好多钱。这笔交易，若以每吨30元英镑利润计算，我们总共赚了大约200万英镑，我一个人就分得超过66万英镑，折合超过500万坡元。这一切就只因我赶得及时。
好运气也得需要尽力争取才能轮得上自己。
每一天早上，我或我的助理会打电话去香港，用暗语向五丰行汇报进度，比方说一个价位20，意思是前一晚的交易我们以某一个价位进货的数量。这样他们便有记录了。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书面通讯。我告诉他们，一定要绝对保密。我们跟巴西人说。想用香港贸易公司万通来代替郭氏兄弟来进行交易。他们同意并给予万通0.5%的佣金。协议一经签署，对外宣布后，整个市场迅速暴涨起来。接下来的三天，我抛售了手上积存的所有期货，并将利润存进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单是期货，我便将250万英镑交到中国手上。我为什么这样做？只因为我热爱中国。人求财为的是什么？如果你能帮助一个国家，相比只为个人利益，你的心灵所得到的满足肯定更大。这次中巴交易成为市场上的一次壮举。很快地，所有人都懂得去敲中国的大门。
真是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给自己创造了很好的基础。郭先生的收获是帮助国家比帮助个人还有意义，可以获得更大的满足。
经营胶合板生意十分艰难，就如一个出生穷困、天生斜视的木匠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张站不稳的桌子。木匠受眼疾所限，只能把桌子侧放来锯，但锯来锯去也无法让桌子四平八稳地安放于地上。最后锯得只剩下桌面放在地上。胶合板生意就像永远站不稳的桌子。你根本无法增大工厂的效能，但设备却随年月折旧。这真是一门糟透的生意！除非你有亚马逊森林作为后盾，否则根本无法成功。这实际上就是靠森林来赚钱。经此挫败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日本人不跟我做胶合板生意。苦撑至1968年，我决定退出，不再经营了。
好生意还是很重要的，郭先生这样的奇才也经营不好胶合板生意，选对行业太重要了。
由于面粉厂是建在我们国家，股权比例则反过来由我们持有75%，而你们持有25%。”文镜还说，由于他们在银行还没有信用额度，所以郭氏兄弟必须提供百分之百的银行担保来购买进口机器和生产设备。听到他们的条件，鹤韬非常气愤。我从他的肢体、脸部表情和眼神都可以看出，他快要爆发了。我立即跟他打眼色，示意他闭嘴，然后在他将要乱说话前，先开腔抢着说：“绍良、文镜，我理解目前的状况，并且接受你们所提出的条件，还会为面粉厂提供所需的银行担保。接着，绍良说：“总统已决定颁布一项规定，此项目只能开放给印尼本国人。所以你是不能出面的，你的25%股份必须由我们托管。”从1970年代初往后约20多年，我们连一纸协议都没有的情况下，一直持有波加萨利项目25%股权。
马来西亚的这种做法十分过分，但依然能接纳，太不容易了。关键还是算自己的帐，别被一时表象冲昏头脑。
那时，我们已在马来西亚的玻璃市经营了一个规模很小，但挺成功的甘蔗种植园和炼糖厂。尽管苏门答腊的土壤不如爪哇，但还是胜过玻璃市。当然，土壤并不决定一切。你越洞悉世情，你越明白一切都是事在人为。爪哇拥有优质的土壤。但我知道爪哇的生产商为了保护他们的产业，总是游说政府设置很高的关税。印尼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对食糖有着惊人的需求，但却缺少外汇。
事在人为。
我认为简单原则普遍适用于一切业务，但不是说所有行业本质上都不复杂。我是说，如果某个行业本身已经很复杂了，你就不应将之弄得更加复杂。所有生意，无论繁简，都有解决问题、理顺经营的简捷之道。那些采用复杂方式的人永远不会出人头地，因为他们在作茁自缚。
简单原则的本质是尽可能简单化。复杂只能作茧自缚，郭先生这个描述十分到位。
不过几天，柴田从东京来电。他说中山致电给他说：“我接受他退出的决定，但他要把早期兑换韩元所赚到的利润分一半给我。我说：“我可以分一半给他。”其他商人可能要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家伙。但我想，人生中，能退则退。生活本来就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你不能把所有人都想成是通情达理的，你必须面对现实，并假设所有人都不近情理。毕竟。我还挣到了一半兑换外汇的利润。我拿回自己的钱，退得一干二净。我甚至不想去谈那块地皮的增值。
能退则退，真是大智慧。生活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才要得饶人处且饶人。
资本主义世界万分凶险。在我羽翼渐丰的日子，我感觉自己仿佛长出了鳞、爪和尖牙。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去面对任何对手。但资本主义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动物。每一个成功商人的背后至少有万骨枯。我所说的并非裙带式资本主义，我所指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作出这样的评价，我确实感到悲哀。我始终相信好好遵循资本主义的规则，便能在生活中迈步前进。或许有人会指责我，因为自身的成功，便称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只要不滥用法规和不成文的法律，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美好的创造。
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重伦理、讲道德、公平竞争，处事得体。我承认，如果他们身无分文，他们会不择手段获取第一桶金。可一旦有了一点资本，他们就会竭尽所能地摆脱过去，不断去提升自己的道德操守，成为一个有声誉的商人。
资本主义就是森林法则，无可厚非。海外华人可能有原罪，但关键是后续对道德的追求。这一点放在民营企业家身上也不为过，原罪的追索应该适可而止才是这个社会的正确鼓励方式。
华商醒来一睁眼，便在不断交流学习，他们没有真正的周末或假日。他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每时每刻通过聆听，在脑中筛选，把垃圾过滤掉，然后摄取有价值的信息，发展自己的一套。优良的华商管理已是首屈一指，顶级的华商管理更是无可比拟。我在过去70年的营商生涯中尚未见过任何旗鼓相当的人。这并不表示华人企业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庞大的。
华人搞商业不只是勤奋，聪明、持续学习也十分重要。
商业源于一个人认识一个人，然后再结识另一人，如此类推。我们做食糖生意、做大米生意，之后我们从旁参与一系列小商品贸易，如摄影胶卷和染料。们为香港公司取名嘉里控股有限公司，初始资金是1,000万港币。移居香港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有资格申请公司的首批股份。期货交易当然随我迁到香港，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是主要操盘手。20年不到，香港公司一跃成为我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三地中最大的集团。
商业扩展最好源于不断的广结善缘，同时兼顾好身边的同事和兄弟。
对于我所拥有的财富，母亲给我的忠告是：“儿子，不要把财富全都挥霍在自己身上。留下大部分给你的子孙和你设立的基金上。”这个忠告源自“积福”这两个中文字。这句中国哲理，说出人一生福祸、悲喜都有定数。如果你没有把它耗尽，通过善行，上天会帮你将你的善德转给后代。我深深知道，我已经享受了，并可以继续享受着母亲和先人的福报。
1949年4月1日，我们成立了郭氏兄弟。八年后的一天，我对所有拥有郭氏兄弟股份的亲属说：“现在是时候，我们应该给公司注入一点社会主义。”我说服了所有股东各自拿持股量的30%出来，集合起来以低价卖给我们的员工。由此，郭氏家族成员的持股量降至70%。以我个人为例，我的股份由25%稀释到17.5%。母亲的股份则降到7%，如此类推。
积福。
每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原则，时刻记在心中。我不相信通过学习便能成为出色的商人。我认为观察自然规律胜于听从别人的忠告。我在父亲的身上看到精明，在他的商业关系中看到一些非常人性化的素质。母亲则用她的智慧深深影响着我。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能真正影响我。事实上，我在其他人身上首先看到的是弱点，然后我再从反面去学习。我一旦观察到他人的弱点，就会告诫自己千万不要那样。
观察规律并持续学习，看到弱点远离之，最好的进步方式了。
待我渐渐长大，从1930年到1940年代，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最缺乏的是纪律和团结。我们的文化可以追溯至几千年，我觉得，我们的骨子里有一些优秀品质，也有一些缺点。中国人非常勤劳。无论在那里，他们都尝试自食其力。一些移民到当地做车夫，所以当地居民就把中国人与汗臭味连起来，说他们是一群可怜虫。我从来没有理会过这些废话。生活中，人要学会分辨形式和本质。如果我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形式，那么我对你此生是否有成功的可能存有怀疑。
缺点是纪律和团结，还真是如此。
年轻时，有雄心壮志是好事，但有贪念就不好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都需要些许雄心和贪念来作驱动，但雄心和贪欲的界线又在哪里呢?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贪念。我觉得你可以随机挑一万个商人，你很难从中找到没有贪念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任凭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它就会像雪球一样冲下山坡造成诸多破坏。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体系需更强而有力的领导，开明的政府，其领袖必须是政治家，他们愿意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己私利之上。我指的政治家不是那些为名、为利、中饱私囊的人。真正的领袖来自群众，通过管治，把人民带向更高境界。
贪念成就资本主义，也带来巨大的破坏，需要被适当管制，需要开明领袖。
有时，我觉得评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声音都是虚实参半的。没有一种东西称得上是绝对的资本主义，也没有一种东西可以称为绝对的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变得充满压制性、自私、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天起，它就会开始走向自我毁灭。资本主义要存续下去，必须要在一杯资本主义中不时掺入几句共产主义的成分。我指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更有同理心的社会，能够实施社会机制，将富人面包上丰富的奶油取一些下来抹在穷人几近没有牛油的面包上。
这段对社会制度的认识其实也十分深刻。
道德法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威力强大，一如万有引力一样。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下，一切皆有因果。如果人们违背了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就会得到报应。如果你看见某人致富，但你知道他刻薄、无耻，甚至很狡诈，那你大可不必羡慕他！那些采用不道德手段的商人都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尊重他人，他们也会以相同方式对待你。如果有两三个没有道德的人背叛了你，你还有97%到98%的人站在你的一边。那些缺德的人根本不会有同路人。
进入商界前，你必须发誓：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你都得遵循道德法则。这可确保长治久安。采取合理、清白、体面的商业方式，避免肮脏、狡猾、无耻的手段。不道德的手段只会使纯洁的人格堕落。这些都是从我长达70年的工作生涯中观察所得的。
道德法则的重要性是郭先生反复强调的，也是十分稀缺的。
我会被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贫困？答案是：获取财富。钱财是好是坏，我并非裁判，但既然财富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我就不得不投身这竞技场。但当你拥有财富后，你怎样运用它呢？财富本身并非终极目的，财富只是助你达成目标。但金钱本身并不会让你快乐。你很快会发现，即使是最甜蜜的物质享乐也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是1942年1月初二次大战期间，在丛林里的菠萝园中所度过的几个月。那时，物资极度缺乏，但我却拥有很美好的回忆。贪婪让人不快乐。你拥有了一些东西，但还是不满足。此生，我见识过无以复加的贪欲。钱财滋生贪欲，这种贪欲丑陋之至，让人无法直视。
财富不是目标，可以帮助达成目标。要有目标，也要克制贪欲，才能享受实现目标的快乐。
母亲的话很有道理：“子女如你，他们就不需要从你那里继承财产；子女若不如你，你的遗产对他们又有什么用呢？那为什么要积聚财富？无疑，财富会给子孙后代和人类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因此，财富应该被用于两个主要目的上。其一，通过投资和再投资，来创造更好的新机会；其二，纯粹以慈善形式，或通过投资科研、健康等课题，来造福人类。我通过投资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这比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对我来说，这是正面的人生。母亲给我灌输了这样的道德观念和哲理。她让我懂得，良好的声誉和健康的体魄是获取财富的先决条件。若只拥有财富，但却没有良好的声誉和健康，那整个家族就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根本没有未来可言。
财富积累，不是为了子女未来不劳而获，而是给他们更好的起点去探索人生的边界，甚至人类的边界。
我坚信人生的终极目标，应该要依循高尚的道德标准，并且要在所有行为上表现出来，这样才能创建出更加公正、公平的世界。当然，这是一个未必能够实现的崇高理想，但只要我们还在奋斗，我们便已经为构建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拥有健康的价值观亦很重要。为了一个快乐及满足的人生，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培养几项重要的生活习惯——第一是抑制妒忌，第二是抑制贪念。为了推动自己往前迈进，我们都需要一点点的贪念，它是能激励我们向上的燃料。没有贪念就没有成功的资本主义，但当它超过一个限度后，贪念就会变成一种疾病并成为人类的诅咒。如果你能捉到10条鱼，但你已满足于拥有6条，那你就会永远感到快乐。如果你的能力只能捉到10条鱼，但却希望能捉到20或30条，那你永远都不会感到快乐。贪婪能导致地球与人类的灭亡，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
要有追求，但要戒除过度的贪念和忌妒，这个十分重要。
我相信每个人天生都有好运和恶运的配额。过着道德的生活能够打开好运的源头，失德败行则会阻塞流向你的好运。无可否认，有些人天生就拥有比他人更强的能力和好运。如果你属于这幸运的一群，并将你所拥有的与身边的人分享，这会给你无比的快乐。有着喜乐和满足的人自然会活得长寿。人应学会谦卑。真正的谦卑须发自内心，对人要怀着慈悲之心。我发现大部分人都会愿意为真正谦卑的人效力，而一个自大傲慢的人在20个“朋友”中可能勉强能找到2人愿意向他伸出援手。
每个人都有好运，但也需要积德来维系，道德生活、分享、慈悲可以延续这种好运。
我希望年轻人能反省人类在这地球上的真正意义。不要将物质上的满足与快乐混为一谈，金钱并不能带给你一切，要懂得分辨真实和幻想。学会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并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将财富和他人分享。我们在这世界上并非孑然一身。古代的圣人留下了无尽的智慧，如老子就教导我们——人若要过知足的一生，就应放弃贪念、尽力过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融的简单朴素的生活。
真是至理名言，特别是对于有钱人，简单朴实，追求快乐的本质可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