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府莱特希泽的新书，从来没有什么自由贸易，彻底回归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政策的代表。其理念和想法同过去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大相径庭。有意思的是书中讲的虽然是上届特朗普政府，但其中的不少政策和动作在本届政府依然延续，这就是有价值的地方。
贸易战背后美国的动机是通过减少顺差来试图让制造业回流，不只是平衡贸易，更重要的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岗位，给传统制造业地区更大的机会。只是这样复杂的产业问题，根源其实是美国高收入国家带来的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无法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形成优势，需要寻找的是新机会、新的高附加值之地，而不是关税。所有搞关税的做法，其实都是在玩一场政治游戏而已。美国的未来，需要新的产业，而不是新的关税。新的关税体系可能会和新的产业创造有一定关系，但并不直接。这种条件下看中国，反过来机会更大，毕竟优势在我们这一侧，慢一点的发展、慢一点的收入和劳动力成本增速是有益的，否则也会很快面临美国的问题：未来在哪里？
照例做些摘要。
国际贸易的理念——也是本书的基础理念——与导致我们目前处境的激进自由贸易神学截然不同。简单来说，我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应该围绕着帮助美国的工薪家庭。提高企业利润、增加经济效率和降低消费者价格固然重要，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目标。当我看着今天的世界时，我唯一能看到的帮助工薪阶层的实际途径就是支持美国的制造业。
我们绝不能忘记，国际贸易和所有经济政策一样，只有在对大多数公民的福祉有所贡献、使家庭更强大、使社区更美好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这些更广泛的目标才是真正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牢记我们的公民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生产物品对于公民享受工作的尊严、支持家庭并积极贡献于社会至关重要。当所有公民，包括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人，都有机会成为有生产力的人时，对国家是有益的。
为了体面的工资而进行诚实工作，给人以被需要和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自尊感。稳定、有报酬的就业加强了良好的习惯，遏制了不良习惯。这使人们成为更好的配偶、父母、邻居和公民。相比之下，失去个人尊严来自缺乏稳定、高薪就业的情况，无论是通过增加低成本进口商品的消费还是通过福利支票都无法弥补。
这个观点一定程度上也是正确的，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固然能够增加全球福利，但也有其带来的问题，比如更多人失去工作——这些问题就是美国所遇到的，也是极力要去解决的。工作的意义无可厚非，仓廪实而知礼节。答案上看，回到过去几乎没有可能，还得面向未来才行。但当下的贸易战策略，似乎还在努力回归过去。
从来没有所谓的自由贸易。所有伟大的经济体都是在保护的壁垒后面建立起来的，而且通常是依靠政府资金。英国的工业革命得益于关税壁垒。同样，19世纪末美国工业的蓬勃发展也是保护主义和补贴的产物。有谁能想象到伟大的美国铁路在没有每英里免费土地的授予下建成呢？同样，日本、德国和现在的中国等制造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受益于各种关税、其他壁垒和补贴。重要的是要记住，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费而变得伟大。他们是通过生产而变得伟大的。
这是本书的要点，自由贸易有其代价，伟大的经济体发展起来需要贸易壁垒的保护，生产才是关键，而不是消费。生产才是创造财富，才有更大的可能性，消费不是，消费只是让生产更顺畅。如果没有生产，其促进效率和顺畅的消费其实意义也就十分有限了。
从理论上讲，转行听起来可能很有吸引力，但这种现象并未实现。与早期经济变革时失去工作的人相比，现代发达经济体中的被迫离职工人通常面临较少且不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从历史来看，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在19世纪的英国，废除保护主义的谷物法促使农业工人逃离乡村，前往工业化的城市地区，那里有工厂工作机会。相比之下，从1990年代开始被迫离职的美国工厂工人要么无处可去，要么最终只能从事低技能、低薪的服务性工作。相比试图扭转这些趋势，有人主张成熟经济体应增加对服务业、数字经济和研发的依赖。这些行业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做出了巨大贡献，服务业如今是美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继续如此。然而，与此同时，很难想象在没有蓬勃发展的制造业的情况下，美国经济能够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
科技行业，尽管有其优点，但并不是为工人提供高薪工作的来源。美国大约2.5亿成年人中，超过一半没有大学学历。从历史上看，制造业工作一直是这一群体稳定、高薪就业的最佳来源。也许通过大规模的教育投资，前汽车工人可以学习编码。即便如此，可能也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来雇佣他们。
技术和贸易带来的还是失业比创造就业多。制造业能够真正带来高薪、持久的就业，也是个未知数。制造业的自动化和减员也是必然趋势，只是美国这届政府非要讲这个故事，就只能姑且这么认为了。我认为真正的希望在未来的新产业，要用新思路解决新问题，而不是试图回到过去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过去辉煌过的话，回到过去就是很容易赢得人心和选票的做法了，还是在搞政治，不是在试图解决问题。
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大型制造业经济体来说，将基本材料运往海外以换取制成品并不符合其利益。这使得美国变得不发达、不富裕，并且造成了数百万个高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从历史上看，这就是殖民关系。美国不应该成为其他国家的矿工和林务员。我们从在我们国家增加价值中受益。当然，我们也不能依赖其他国家来制造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
难道是中国殖民美国了？非常无厘头的事情，分工的必要性来自于其效率和成本的优势，大家都应追寻自己更有优势的事情——当然这个理论基础已经是自由贸易了。如果从政策角度看，不讲效率和成本，应该作的事情是成立一大帮国企用高成本低效率来换取部分产品的安全保供。
美国的净投资地位在几十年间一直是正面且非常高的。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数字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巴菲特先生在2003年对我们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提出抱怨时，美国的净投资为负2.5万亿美元。现在它是18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外国利益在美国的债务、股权和房地产方面拥有的财富比我们在他们国家拥有的财富多1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孙将获得并可以投资所有这些财富，而我们的子孙则不能。用18万亿美元，你可以购买美国大部分前100家公司，并且还会有一些零钱。
我们允许价值高达800美元的包裹进入美国，而我们的贸易伙伴只允许价值较低的包裹进入他们的国家。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技术性问题向我们运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品，而我们没有相应的方式进攻中国市场。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例如，加拿大的最低豁免额为150加元。墨西哥的金额为50美元。对于欧盟来说，金额是150欧元，对于中国来说是50元。显然，美国偏离了正轨。我们没有保护我们的实体零售商或制造业工人。
几百万亿的美国GDP中外资持有18万亿其实还好，说明美国还是一片沃土——当然这种方式也助推了其资产价格，包括劳动薪酬，这其实是很多国家的发展目标。小包裹免税政策这么看下来还真是有漏洞，但是降低到欧盟或者墨西哥的50-150美元能解决问题吗？不能，今天的Temu也都9.9了，已经无解了。
WTO上诉机构的运作方式与美国对公平和法治的理解之间存在基本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国家和大陆法律传统之间的差异。在美国，我们将贸易协议视为合同，这意味着我们有权利获得合同中所写明的内容，我们的义务也正是其中所写明的。从谈判中产生的文件用精确的语言规定了国家之间相互让步的实质内容。事实上，在谈判中，每个字都被权衡，每个短语都被评判。相比之下，受过民法传统训练的欧洲人倾向于将世界贸易组织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协议，可以并且应该由专家以他们认为有利的方式进行解释。这些是根本不同的观点，暗示了那些希望美国最高法院遵循宪法的确切措辞（原始主义者）与那些认为宪法应该根据法官所感知的人们今天的意愿来解释的人（一些进步主义者）之间的区别。
虽然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蓬勃发展，但其谈判功能却陷入停滞。这不是巧合。各国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诉讼更容易地推进他们的贸易议程——通过说服上诉机构扩大或改变WTO规则——而不是通过谈判。因此，许多国家失去了谈判的动力。毫不奇怪的是，自WTO成立以来，没有成功进行过一轮重大的多边贸易谈判。2001年的多哈回合谈判是最后一次重大尝试，但以失败告终。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倡议也要么失败，要么令人大失所望。
看到这段话，WTO的时代可以说真的结束了，至少美国肯定是不参与了。不只是中美尿不到一壶，欧美居然也是——一个协议应该是视为已签署的合同，还是未签署的合同，居然欧美的理解都不同。发现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不解决的话，问题积累的一定阶段只能换个地方重起炉灶了。新的全球秩序还真是呼之欲出——有可能是美国新搞的一套，也可能是在WTO上好好的打打补丁，未必不会更好。
如果我们想要看到真正而且有力的执行行动，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自行行动。但是在美国法律的限制下，我们如何找到行动的空间呢？我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振兴一种名为301条款的法律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规定，如果外国政府存在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行为、政策或做法，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总统可以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一切适当和可行的行动来对抗这种政策，包括对进入美国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和限制。”
在我们谈判的最初几天，我们看到了进展的可能性，但这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们谈判的对方本着诚意行事，但当我们的协议被北京的官员审查时，我们看到了退步。我知道让这些协议变得具体化的唯一途径是让中国人相信我们是认真的，这是美国人以前从未做到的。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惯用伎俩——拖延时间、食言不守承诺、模糊不可执行的承诺——不再奏效。我们需要真正的诚意证明。此外，声明明确表示，我们在这些事项上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具有约束力、可验证性和可执行性。仅仅有承诺是不够的，考虑到中国在重要政策和实践上作出重大改变然后未能跟进的悠久历史。
301条款居然是美国政府为数不多的可动用贸易工具，不可小视。这次他们对中国做法的理解比之前深入太多了，也是难点所在，过去的拖延法则有效是因为各种情况都在迅速变化，无论是美方的选举还是世界局势，热点不会持有存在，这就是上帝给有能力拖延方的耐心bonus。结果应该是不错的，谈了有效可执行总比没效果要好。
在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愿意同意某些时间段内小分子药物和生物制品在市场上销售之前，通用药物可以获得批准。中国没有为生物制品提供任何保护期，现在将提供八年的保护期。
提供有效和迅速的执法措施来打击盗版和假冒商品，包括：（1）要求政府在在线环境和实体市场采取行动打击假冒产品；（2）加强政府对电子商务平台的行动，对未采取必要措施解决侵权问题的平台进行打击；
授权从任何经过美国农业部批准的设施进口美国大米。”
取消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行业公司的外资股比限制，并确保美国这些服务供应商能够以非歧视性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
取消对美国寿险、健康险和养老保险服务供应商的外国股权限制，消除所有保险领域的歧视性和过于繁琐的监管要求，并迅速审查和批准美国公司提供保险服务的申请。
改进其针对美国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如Visa、Mastercard和American Express）的许可流程，使它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这么多看起来和贸易战无关的结果居然是美方对贸易战的真实诉求，国内看起来似乎是主动改革的结果——这可能就是双方各自想要的，要以能接纳的方式来实施。可惜的是其中对在线实体采取行动的做法可能就是对阿里等平台企业严打的初衷，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NAFTA的继任协议的好处应该归属于参与该协议的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换句话说，不能免费搭便车。我们提议将地区内容要求从65%提高到85%。最终我们达成了75%的协议，但我们还确保这75%是真正的75%，通过取消被认定为原产地的方式。我们还增加了一个额外要求，即钢铁和铝的采购必须有70%来自北美地区。但我们并未止步于此。为了阻止工资下行的竞赛，我们增加了一个新要求：汽车的40%和卡车的45%必须由每小时至少16美元的工人制造——这是美国零部件制造商的预估工资。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规定。这是贸易协议首次包含工资要求，也是贸易合规规则背后的动力原则首次是工作的尊严而非效率。”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日落条款。最初的想法是，新协议将有一个固定的四年期限，到期后将失效。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开放性要约。但这使我们能够向墨西哥和加拿大以及美国商界传达我们希望达成一个能够改变范式的协议，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贸易争端，还能够防止美国再次陷入不平衡、过时的协议，并且除了昂贵和破坏性的退出威胁之外，没有其他改变的筹码。随着提案的发展，期限延长到了十六年，并且关于是否延长协议的决定被提前到了第六年。这意味着每隔六年，美墨加三国的政治领导层都必须做出重大决策——是否延长协议十六年。如果他们决定不延长，那么将启动一个为期十年的倒计时，在此期间各方可以解决导致一方或多方决定不延长的任何分歧。这是一个宽限期，可以防止市场动荡，但仍然迫使政治家做出困难的决策，并抵制无限期推迟协议维护的诱惑。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分歧是意外的，总以为是铁板一块，没想到也是充满分歧。16美元的时薪意味着3000美元的起薪，2万/月，这个劳动力成本和国内600美元的1/5成本比，也很难有竞争力。日落条款是个有意思的解决方案——大家有兴趣，就继续，没兴趣就自动结束，也好。
1997年，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不久，美国与欧盟的货物贸易逆差为170亿美元。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增长到650亿美元。十年后的2011年，达到了1000亿美元。再过十年的2021年，已经达到了2200亿美元。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整体贸易平衡的政策，就必须审视与欧洲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总统在意识到这些国家作为盟友的重要性的同时，始终对这种不断增长的失衡感到担忧。”“欧洲工业受益于其国家对增值税的依赖。正如在第17章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增值税倾向于通过抑制进口和鼓励出口来保护国内工业。与所得税不同，由于世贸组织规定的原因，这些增值税无法在出口时获得退款，而是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并从出口商品中扣除。欧盟平均增值税率为21％，这对其贸易顺差起到了重要贡献。一个在纽约售价100美元的美国产品，在欧洲售价将达到121美元（不包括运输和其他费用）。在同样的基础上，一个在巴黎售价100欧元的欧洲产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以79美元的价格出口。经济学家对增值税的影响存在争议，但商人们理解其影响。他们必须在国内缴纳自己国家的税款，然后在出口到欧洲（或任何其他有重要增值税的市场）时额外支付增值税。同样，欧洲进口商在与完全纳税的美国生产商在我们的市场竞争时具有优势。增值税为何可以进行边境调整，而联邦和州所得税却不允许进行边境调整，这没有逻辑上的理由。然而，州销售税是进行边境调整的，但它们几乎普遍远低于欧洲的增值税，而增值税是欧洲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引用迈克尔·佩蒂斯教授的话说，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提高竞争力的方法是降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就像德国所做的），或者通过低估货币的价值（就像许多亚洲国家所做的）。因此，德国的政策是一个三连胜：弱势货币、人为降低劳动成本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
美欧的贸易失衡带来的分歧也很大，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几国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差异的原因是增值税和销售税的差异，增值税能够进行退税补贴，利于生产者。这个优势美国应该学一学，但如果不学，变成加关税，能够部分缓解。但最终其高成本还是导致其没有优势。
我们已经讨论了三种实现这种所需平衡的方法。其中一种是沃伦·巴菲特在近二十年前提出的建议。他要求任何进口产品进入美国的人都必须出示一张证明有等值产品从美国出口的证书。显然，这一政策将导致贸易平衡。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对进入美国的投资基金征收可调节费用。本质上，这将是对外国资本进入这里的市场准入费用。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来实现贸易平衡。我们可以逐年逐渐提高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直到实现平衡为止。一旦我们达到平衡，我们可以将关税降至维持平衡的最低水平。这种方法将有效抵消美元的过度估值和其他国外的系统性不公平。就个人而言，我愿意接受这三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但我更倾向于关税，因为它们易于实施，更容易预测会发生什么，并且已经有机制来收取关税。关税还将通过增加政府的海关税收来帮助减少我们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
关税和补贴是使我们在189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并创造了人口众多的工人和农民的强大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起那句老话，世界上唯一新鲜的东西就是一个人不知道的历史。
出口证、调节费、关税的三个方法，任何一个都不解决美国贸易的真正问题：高收入国家导致其失去了成本的竞争力。试图回到低收入的过去一定不是解决方案，低收入这件事确定不会被接纳。所以路其实只有一条——找到更高附加值、能够负担这样高收入的产业或者升级现有产业让其具备这样的高附加值特征，鼓励竞争、教育和就业创造，才能真正有可能解决问题。可惜无论是特朗普还是莱特希泽，甚至马斯克都在政治的泥潭里了，并没有试图解决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