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夏天在新加坡时读完的书，读完感觉收获很大。李先生的智慧和很多判断值得我们反思思考和学习，不得不说这位思想的巨人的想法到今天都依然有用，特别能够洞穿历史。照例做些摘录，作为今年的收尾。
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45个英国殖民地举行了色彩滨纷的典礼，为主权正式由英帝国移交给当地人的政府而庆祝一番。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说服了新加坡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赞成同马来亚合并。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现在，让新加坡生存下去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任务。
独立竟然未必是最优选择，很多事情还真是要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比如盲从民主，也是如此。新加坡的故事特别令人深思，无论对于小国还是大国，都十分值得思考。
政府和报纸忽视日本的威胁，究竟是出于愚蠢或是过于自信?我认为是英国对敌人的力量和本质一无所知。英国人和本地人深信白人有其优越性，黄种的日本人不可能向白人挑战并得逞。诚然，根据记录，马来亚英军总指挥官白思华将军的几名副官，曾经要求兴建防御工事，例如在新加坡岛北部和新柔长堤另一端的柔佛，挖掘战壕和设立路障。但事实是，谁也不相信日本人会那么鲁莽，敢跟英国人较量。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定会惨遭痛击。后来，我们发觉日本人不但准备同英国人和荷兰人较量，而且还准备跟美国人一较高低时，的确感到莫大的震惊。当时的英国和荷兰被欧洲战事拖累，根本无法招架。
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地位，从未有人质疑。
日本侵略的唯一正面作用可能是打破了东亚人对西方人的不自信，建立了民族自信。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力是进行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服从，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背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无增，地位也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中发财致富。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1944年下半年过后，在物资匮乏、人们半饿不饱的情况下，可以夜不闭户，犯罪率之低叫人惊奇。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是禽兽。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李先生的这段经历真是看破了人间真相：权力才是最高工具，全力可以让人类社会的规则重新、人的行为为此重新适应。所谓文明，是要建立在遵守文明的规则下才有可能的事。不真正尊重文明，就是禽兽。
社交集会结束前，我牵着芝的手走到对着大海的花园。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再回莱佛士学院，要直接到英国读法律，三年后获得律师执业资格才回来，问她愿意不愿意等。芝问我知不知道她比我大两岁半。我说知道，还仔细考虑过了，我少年老成，朋友大多比我大。此外，我要的是跟我同样成熟的伴侣，不是入世未深、需要我照顾的那种；而另外再找到跟我同样成熟，兴趣也相同的女子，可能性很小。芝答应等。我们没告诉双方的家长。要他们同意等那么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方式：勇敢地面对遇到的个人难题，设法解决，既不躲避，也不置之不理。这次求爱终于开花结果。
伟人的谈恋爱方式也十分令人尊敬，深知需要的是成熟的伴侣，不是彼此照顾，而是兴趣相同、彼此成就。
我当时以为，有没有财富，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领土和自然资源，雨量是否充足，是否有可发展农业的肥沃土地或林地、有价值的矿藏和石油、天然气。只有在掌权若干年以后，我才认识到，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表现不一样，同一个种族内部各类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我尝试过以好些方式来缩小差距，都不成功，只好逐渐得出结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构。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创造财富的主要是人，人的天赋加上教育、组织结构和知识。先天资源禀赋相比之下并不重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来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设法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李先生对马克思的看法，理解所谓剥削，但反对列宁的暴动方法论。暴动背后是残酷无情的冷血动物，绝对是人类社会的反面素材。
但是建立平等、公正和公平社会的主张，对所有殖民地学生都有吸引力。英国费边主义者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我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我年纪太轻了，不知道英国律师在订信托契据时巧妙得很，使政府难以征收太多遗产税。
费边主义的渐进主义改革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想的很好，但难以执行。摸着石头过河，关键的重点是过河的人是否想真的过河，还是借着摸石头拖延时间，这样的话可以一直拖延下去。
“我始终没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没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刚开始还不懂，慢慢越来越懂了。名字是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可以随便改的，也不是为了方便别人的。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
李先生还是深刻了解共产党的，把水搅浑、浑水摸鱼、从来不顾鱼的死活。看透这点才能正确行动/
“马绍尔始终不明白我们需要这种微妙的平衡：既要掌握充分的权力，依照人民的利益行事，也要在共产党万一占上风时，有英国人作后盾。林清祥也绝不会明白，如果新加坡获得近乎独立的地位，却掌握不到主权，那便意味着主权仍然操在英国政府手里。他所要的，或者说他奉命争取的，只是一种能够让共产党成长和壮大的宪制。”
新加坡政治的微妙之处，需要多点兼顾。
“这使我领悟到，罗马天主教会原来早在共产党之前几百年便采用这种动员群众的方法。罗马天主教会很早便建立完善的制度，难怪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仍然经久不衰。我记得读过有关天主教制度的文章。原来教皇是由大约100名红衣主教推举出来，而红衣主教则是各前任教皇委任的。我从罗马回来后不久，便建议行动党模仿教皇的推举制度，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我们拟出有关细则期间，教皇庇护十二世于10月9日逝世，红衣主教集合在圣彼得大教堂，选举新教皇。三个星期内，教皇约翰十三世当选的消息便宣布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功效，于是在11月23日召开的党的特别大会上，便对党章作了必要的修改。”
“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两种。普通党员是通过党总部或党支部直接入党的；干部党员则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经批准后加入，他们的人数共有几百名。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挑选出来的干部，有权推举候选人进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如教皇委任的红衣主教，有权推选另外一位教皇一样。这就杜绝了外人进来的门路；也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党的核心，今后外人不可能夺取党的领导权。”
精妙的制度观察和改进，居然是来自千年的传承，过于经典了。
“跟东古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古。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醒。为了等待好时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台后，东古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
马来西亚的老大东古还真是有派，只做重大决策，很有意思。虽是现代人，依然是帝王做法。
“9月16日我们举行了一个公开仪式。这一次桑迪斯和伊斯迈分别代表英国和马来亚参加，他们跟我一齐站在政府大厦的石阶上。我宣布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并誓言新加坡人民效忠联邦政府。东古并不知道这一天是我的40岁生日，如果他知道的话，很可能改期。我的生日是不可能成为他的吉日的。”
李先生40岁时就当总统了，真是英雄，其实要更早。这段调侃也是蛮有趣的，估计当时他在暗喜。
“然而我最重要的幕后英雄是吴庆瑞。”“他对事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往往从反面来看某项建议，使它的缺点暴露出来，然后帮我加以修改。他是我身边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勇猛的战士。当然我还有其他几位忠实的同僚，但是上述三人最突出。”
最好的搭档，互补、互相欣赏。
“在科纳克里的时候，几内亚人告诉我们，法国人在交出几内亚政权之前，把电话机和配件全部拆掉。但是，即使法国人把所有东西完好无损地留下，塞古杜尔总统根据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采取的中央集权政策，迟早会把国家搞得一穷二白。不过，在1964年，这种影响的破坏性还未显露出来。我们的代表团下榻于滨海的贵宾别墅。它的样子很像部族酋长所住的大型非洲茅屋，是用砖块和灰泥建成的。塞古.杜尔是搞职工运动出身的，人很聪明。他花费许多时间，通过一名翻译员畅谈社会主义。他也送给我儿卷他撰写的著作，题目叫《几内亚的社会主义》。参观过科纳克里和阿克拉，并会见过用社会主义术语大谈财富分配的国家领袖后，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变成穷光蛋。”
几内亚居然是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失败也算正常不过了。
“在新德里，我发觉尼赫鲁苍老了，感到很惊讶。上一次我在1962年4月同他会面时，他生气勃勃，人也机警。如今他显得疲顿不堪，精神也_以集中。1962年12月，印度和中国的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靠近拉达克的地方发生边界战争，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场战争把他所希望和争取的一切完全摧毁了。1955年他在万隆亚非国家领袖会议上介绍周恩来，开创了亚非团结的新时代。七年之后他的美梦破灭了。我感到很悲哀。他已失去原有的活力和乐观精神”
62年代的中印一战，还是很关键的。
“对于废除殖民地，我有过难以忘怀的教训。在从殖民地当局手中——特别是从非洲的殖民地当局手中——接管政权时，社会的内聚力与政府的能干和有效，是异常重要的条件。如果身为领袖者不跟少数部落的酋长分享政权，而是使他们感到受排斥，以致国家无法保持团结，整个制度很快便会崩溃。更糟的是，如果对社会主义和财富均分的理论只是一知半解而制定了错误的政策，并由不能胜任的政府加以推行，那么原本由殖民地宗主国建立起来的社会势必分崩离析，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这段理解十分深刻，社会凝聚力强、政府高效才能搞好，否则就是分崩离析。
“然而陈修信的悲剧是一代土生华人的悲剧。他们不了解独立的马来亚——以及后来独立的马来西亚的条规，跟他们所习惯的英国条规根本不相同。如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马来人。由于马来人认为他们无法同华人和印度人平等竞争，所以觉得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他们决心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政权，不论这样做对其他种族是否公平。华人和印度人越设法争取足够的空间，他们就越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面对挑战，处境更加不安全。陈修信对这一点完全没有感受，大部分土生华人也莫不如此。相比之下，说华语或方言的商人阶层很快便了解新问题的深刻含义和复杂性。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威逼的力量。马来领袖们强行实施的一种教育政策，旨在限制和削减华人通过华校学习中华语文和传播中华文化。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主要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而不是有意扼杀中华文化。”
政治背后还是实力，人口就是实力。这是马来华人的悲剧。
“我向大会致词时强调，亚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如果要应付共产党在组织和宣传技巧上的挑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合理的生活水准；第二，有效的行政机关；否则他们无法在新兴独立国当中生存下去。柏林市长布兰特听了我的演说，向我祝贺。他是我在布鲁塞尔遇见的许多社会主义领袖当中最有名望的一位。”
精辟。
“要整我们不容易要我们妥协也不容易。吴庆瑞和我曾一度陪同东古和陈修信到吉隆坡一个由华裔富商开设的“公馆”去。这些“公馆”是男人俱乐部，由最好的餐馆提供美味佳肴，会员和他们的朋友可以在这里打麻将或玩扑克，叫漂亮的应召女郎，甚至是小明星。我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食。过后他们开始玩扑克，我奉陪了。但是女郎一到，吴庆瑞和我便以有要事要办为由溜之大吉。我们知道不能任由命运摆布。留下来的话，以后马来西亚的领袖就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他们认为我们不好应付，几乎跟共产党人一样难以捉摸，太讲究思想意识，太有理想。更糟的是，我们的行动总是符合宪法的规定，要整我们可不容易。”
十分清醒的李先生，马来首相居然要叫小姐，也是没谁了。果然人的七情六欲没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