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去年就开始读的书，最开始读还是英文版，读了几章没读下去。后来看到中文出版了，又重新读，历经几个月，总算在这次春节假期过完之前读完了，照例写个摘要。1870-2010是一段离我们很近，本身也十分宏大的经济和政治史，再夹杂意识形态的话，这段历史的分析对我们未来还是十分有意义的。简单讲1870年-1914年的高速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其实会让人恍惚，美好的日子似乎就这样能一直走下去，人类必然会快速直达英文标题里指向的人类最美好境界——乌托邦。但后面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全球化、贸易战，都让这一切变的不是那么必然了，这就是巨大的现实意义所在。
我在今天读完书的最大感受之一是：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皆是偶然，并非必然。偶然，也是佛学讲的缘起，所谓缘起性空一说，不无道理。既然是偶然，其实就更值得倍加珍惜，珍惜当下总是对的，不只是当下的一切来之不易，也包括当下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也就是所有的当下的缘起吧。这个偶然不只是当下是偶然、过去是偶然，未来其实也是。反过来说，如果把过去视为必然，当下视为必然、理所当然，未来也是必然的话，可能就是错误的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论，把未来架设在必然性上其实是很可悲的。偶然并不否认必然，大的偶然中自然会包含小范围的、阶段性的必然性，比如科学等还是要遵守的，只是与人、处世的态度上多一份对偶然的认知就会多一份宽容和包容，多一份对人世多元的理解。假期的第一天看到几乎二十年没联系上的大学同学朋友圈发了条家人出事求医生帮忙的微信，就果断问他、联系并不熟悉的医生帮忙，我自己的感受是看到他信息的那一刻，我想帮忙这个念头就产生了，这份缘起就发生了，就这样去帮吧，虽然也可以装作没看见，或者偷懒不去联系帮忙，但这不是那个珍惜当下、珍惜缘起的我。假期里一个创始人让我送一些产品给美国的朋友们，其实平日联系不多，贸然联系感觉还怪怪的，但我想这其实也是好兄弟给创造的和这些朋友们重新联系起来的新缘起的机会，就没那么多小心思了，大方地和每一个我想到的同学联系、问候，发送相关信息，挺好的，相信也给这个世界创造了更多的美好：创始人兄弟得到了一群真实的客户和反馈，联系不多的朋友们重新建立了联系，也都收到了我的祝福，而我则感受到最大的开心和欢喜，珍惜了当下的这份缘起，给未来创造了更多偶然的可能。
照例做些摘要。
相比之前的所有时代，1870-1914的44年间堪称凯恩斯所谓的“经济理想国”。由此使得1914年的世界成为现代与古代的奇特混合体。当年，英国烧掉了大约1.94亿吨煤，今天英国的年度能源消耗量只是当时的2.5倍。在1914年，地主阶层在法国之外的其他欧洲国家仍占据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与过去相比，当时几乎是传说中的乌托邦。自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来，历史上从未达到过这样高的生活水平。
这个还是蛮震撼的，2014年相比1914年只是增长了1.5x的能源消耗，极其反直觉。这也说明当时的1914年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
为什么自1870年之后，每一年的技术与组织进步幅度都堪比1770-1870年间每四年才能达到的成就，如果是1500-1770年，则需要12年，而在1500年之前，就需要60年。我认为答案在于工业研究实验室、大型现代公司以及全球化的到来，把全世界整合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并着手解决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找到如何加快增长速度的办法。
增长速度可能是过去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未必是未来也长期面对的。增长主义的过于单调的目标性对于多元需求的人类而言，本身就是有缺陷的。这可能也是今天要去反思的。
哈耶克看来，平等主义是无约束的民主制度为最糟糕的选项征集支持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民主在本质上意味着给那些破坏法规的人赋予同等关怀和尊重的权利。哈耶克警告，这绝不是延续文明的办法。由此得到的教训很清楚：市场经济只有在得到权威保护时才能兴旺发达起来。
哈耶克的理论是“市场+保护”，离开了保护，市场可能就无法运行。国内改革开放的成功，其实离不开强权政治的保护，这也可能是威权主义成功的原因之一。所以反观这个“权威保护”在很多贸然就进入民主的国家其实十分难以实现，结果是市场经济其实也发展不起来，非洲不少的问题也根源于此。
1853年，马克思停止了巨著的写作，希望挣些钱，一面再度典当妻子的银饰。他写了篇文章，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预言英国的帝国主义政府在印度虽然在短期内是严厉诅咒，确实长期的最大福音：“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另一个是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然而到1914年，马克思在大约60年前预言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变革并没有太多进展。英国殖民者改造印度失败给全体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亚当斯密曾说：“要让一个国家从最原始的状态提升到最富裕的水平，并不需要太多别的条件，只需和平、轻税与可以接受的司法执行力，其他一切都会自然而来。”但印度却没有出现任何向着“最富裕水平”提升的迹象。
马克思学说在1850年诞生，完全错判了工业革命，60年后其实已经破产了，至少是证伪了。英国殖民者试图对印度的改造也没有获得成功，经济发展不是亚当斯密预言的那么简单——经济之外的文化、政治都十分关键。
正如琼罗宾逊喜欢说的那样，唯一比遭受资本家剥削更糟糕的事情就是不被资本家剥削，而是被他们忽视，置于生产与交换的循环之外。
抵制非正式帝国的扩张从技术上说是可能的。大多数收到建议却无法拒绝的民族国家最终同意按照英国人的规则办事，总体上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英国自己也是按这些规则办事的，而英国显然值得模仿。第二，试图按照其他规则办事的成本很高。第三，即使你想按其他规则办事，你对本国事务的控制力也有限，而市场上本来有大钱可赚。
被甩出市场经济之外肯定比被剥削要痛苦，这种甩出无论是朝鲜式的自愿还是伊朗式的被动——不能与整个时代背道而驰很重要。帝国的非正式、非武力扩张就是今天的全球化，看起来欧美依然是最好、最文明、最可信任的合作方。
1870-1914年实际走过的路程，以1870年的形势来看并不令人意外。但所有这些都可能有其他走向。对于历史发展有着大致近乎必然的结构性逻辑的感受，在一战后消失无踪。但这不是注定要发生的：1914年的危机本可能被化觉，一战也可能因一方的决定性胜利而迅速结束，难道人类只是因为不够幸运？1918年之后，历史没有回归到原有的基本力量和潮流主导的结构模式，于是历史又遭遇一幕接连一幕的悲剧。个人的愿景、选择和行动将继续左右历史进程，而不仅仅是那些即将掌握大权的独裁者。
一战有极大的偶然性，无论是其发生，还是其经过，以及结束，都有不同于今天历史上看到的各种可能。但就是最坏的事情发生了，这种历史的偶然性其实有其必然。不少人在一战后也希望能回到站前的美好时代，可惜不可能了。
本书追踪的两大思潮及受他们影响的行动，第一个以哈耶克为代表：唯一需要改变的是，市场经济制度必须变的更加纯粹和完美，并依靠反对纵容的社会和文化秩序来支持。第二个是卡尔波兰尼为代表：市场认为人们只拥有财产权利，但组成社会的人们认为自己还拥有其他权利，社会需要对市场的设定做出有力的回应，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理智还是愚蠢。
市场经济的权利，追求公平、正义和其他需要的权利，二者都很重要。
从狭隘视角看，通胀只是一种税收，一种财富调整。但通胀，尤其是恶性通胀的要素，即税收、调整和混乱，都是对信任的可怕摧毁，包括对经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凯恩斯说这种对信任的摧毁“很快使得19世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不可延续，然后欧洲各国领导人并没有替代计划”。不属于特别富裕的社区支柱人群尽管害怕左翼的再分配计划，通常也不觉得需要向政治右翼靠近。但通胀对各类名义财富的侵蚀让他们饱受困扰，深感上当受骗。他们不可能继续认为市场应该被赞美而非诅咒。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正在见证保证金融稳定和生活说平的波兰尼所说的非财产权利被突然撤销。
社会的信任真是发展所需的最核心的基础设施之一。非洲今天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构建信任的困难。信任并不是有法律就有了，所有民主法制也不一定能带来信任。
一战之后，凯恩斯感到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重建文明，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各个方面，站前的世界都曾显得很美好。然后精英统治阶层打破了这种状况，现在必须找到返回的道路。于是英国做出了回归金本位制的决定，1925年回归金本位让本土工业面临严峻的竞争环境。由此导致出口部门失业增加、以及为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而压低工资。
凯恩斯的这种大历史责任感还是很值得称赞的——重建文明的伟大使命，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回归过去来实现。但回归金本位显然是错了，时间错了，恰逢金融危机前夕；方向也错了，毕竟是一种通缩的手段。所以任何过去的美好再美好，也已经是过去了，整个社会、历史都需要向前，而不是回头。
20世纪20年代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不只是拒绝参与外交和军事事务。商业的全球化也在逆向而行，而且不限于美国。一方面世界各国在面临失业高涨时都在极力保护本国市场，以刺激国内生产，另一方面各国也担心经济上的对外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政治风险甚至安全风险。最主要的情形是，国内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提升过快，却没有在各国之间实现充分分工。开展海外贸易是否物有所值取决于，（1）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相对比值；（2）世界不同地方生产成本和产品需求的差异比值，这是潜在的贸易收益来源。大规模生产导致第一个比值缩小，第二个差异比值没有明显提高。于是导致1950年的国际贸易占全球经济活动的比例从1913年的17%下跌至9%，回到了1800年的水平。全球化周期被完全逆转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认为限制移民应该列入紧急优先事项。
这个时代感觉更像当下我们正在或即将要经历的时代：全球化逆潮。起因也是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导致供给相对过剩，而需求跟不上。只是这次的生产力扩大的根源在中国，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的霸权正在撤出，甚至抵制移民的政策也如出一辙，历史正在重复——但愿等在前面的不是再一次的世界大战。
美国的决策者越来越相信，现代企业的成功关键在于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实现途径则是纵向一体化的大型组织，他们能够规划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到分销渠道。这样的规模经济要求最大的产出，以及能把产品卖掉的最低的价格。福特证明这样的策略有充分的可行性。当时AT&T的总裁曾区分出两种追求净利润的策略：在小生意中获得高利润率，或者以低利润率来做大生意。在美国，后者是最佳方式。不过大规模生产制造商面临一个完全由自身带来的问题：一旦市场饱和，对相同产品的替换需求就会大幅下跌。厂商希望消费者不仅考虑以旧换新，而且愿意更新换代，这对福特来说就是个大难题。
美式生意模式和德国生意模式的差异挺大，靠规模还是高利润率，完全不一样。事实上看，规模化是能够更好造福全人类的。
在大萧条中，很少人相信放开市场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和再分配，以避免社会上最强大的群体决心掀翻政治博弈的棋盘。在许多人看来，与其继续支持重建显然已经无以为继的体系，不如转投胜利者的阵营。有哪些替代选择呢？一方面是刚刚构建出来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之一。法西斯主义是较为有形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对理想的诠释，所有人都承认现实和理想可能差异巨大。大多数相信能用代议民主制度和理性讨论逐一解决问题，但也有人持激进看法，主张超越改善、良治与较为温和的市场经济。但直至列宁执掌权力，人们才开始发现现实版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权衡是想是摧毁市场力量。
一战、大萧条其实给了人类新的选择机会，喜新厌旧这个标签被有效利用，结果是两条新路都试了，一条通往二战，一条通往冷战，这就是1930-1990的六十年间的试错故事。这么大的伤痕之后，其实可选的答案就更少了。
列宁及其追随者和继承者从一条普遍信念开始：如果加以恰当诠释，那么在所有问题上，马克思都是对的。马克思同时看到了无法逃避的危险：资产经济创造的经济制度必将成为人类幸福的主要障碍。因为唯一的出路是彻底摧毁对人们发号施令的整个市场体系。
列宁的信念让捍卫成为真理，而不再去探求真理，真是人类的极大悲哀。
斯大林完全打错了算盘，苏德条约让希特勒联系发动三场战争，一场进攻波兰，另一场打击英国和法国，第三场则直接针对苏联。苏联在战争中可谓虎口余生，直至美国加入进来。对苏联来说，如果在1939年与强大的英法联军共同对付德国，要比自己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上半年单独抗击希特勒轻松的多。
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所在，有一切可能，但结果往往是并不好的那个之一。斯大林个人的一念之差，就是一场战争的不同结果。
马歇尔计划能够成功，源于某些政治经济效应很可能发挥了支配作用。因为在二战后，美国终于积极担当起了霸主的角色，博弈论说的很清楚：只要有一个公认的霸主，某些事情便有了可能，其他一些事情会更有胜算，还有些已经完成的事情能够被放大，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应该如何合作，并尊重规则。“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成为维持金融稳定的前提条件，每个受援国都必须同美国订立双边条约，必须答应平衡预算、恢复国内金融局势，以及把汇率稳定在合理的水平。
霸主对全球稳定和快速发展是有帮助的，单极好不好取决于是谁和怎么做，多极可能无人负责，反而未必是好事。二战后的快速发展和美国单极是有关系的。
冷战的局势越是紧张，试图把握自身航向的政府或政治运动就越有可能被某个超级大国的控制项圈收紧，并酿成悲剧。南斯拉夫和芬兰比较成功的捍卫了自己的路线，但苏联红军为执行其路线和纪律对其他国家进行粗暴干预：1953年在民主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8年在阿富汗。美国支持了若干国家的政变，甚至直接派出军队推翻起政府：1954年在伊朗和危地马拉，1961年在古巴，1973年在智利，1981年在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1983年在格林纳达。
自由世界和社会主义的两个路线下，尝试独立路线十分不易，被扼杀是常态。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真是恰逢其时。如果没有文革直接搞改革开放，历史和外部环境可能也不允许。
南非、肯尼亚、赞比亚、加纳和尼日利亚在20世纪60年代都被寄予经济发展的厚望，但结果与之相去甚远。最令人遗憾的或许是在赢得独立之后的一个世代中，作为非洲出口支柱的农作物产量和出口量下跌。作为大多数劳动力依旧从事农业的唯一一个大陆，非洲却把份额越来越高的出口收入用于进口食品。
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农业是出口支柱反而要大量进口，这就是个恶性循环。非洲政治秩序良好的地区都没有发展起来，原因可能还是和信任、启动资本、如何参与全球分工没搞好有关。
南方国家的低储蓄率和高资本投资成本意味着给定储蓄得到的回报较低。贫困国家人口结果向低生育率转型不彻底，导致人口增长率较高，继而使投资被用来给日趋庞大的劳动力提供简单工具，而非给数量有限的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工具。所有这些还会导致教育和创业精神的普遍缺失。由此很容易触发普遍存在的恶性循环，而良性循环则非常罕见且难以启动。增长被束缚在Michael Kremer所说的O-ring理论之中：劳动分工和价值链越是现代化，生产率越高，就越是要求各种条件全部具备，才能实现正常运转。如果做不到这点，数量巨大的资本、资本和劳动力就会被荒废。
博茨瓦纳实际人均年收入从1960年的约900美元提升至2010年的约1.4万美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类发展指数中高居榜首，尽管他是个内陆国，受到艾滋病的严重影响，而且邻国的经济增长业绩糟糕。博茨瓦纳拥有独立而清廉的司法系统，对机器设备进口不征收关税以鼓励技术转移、鼓励储蓄的银行体系以及把政府收入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这些都产生了有益影响。
博茨瓦纳2023年的人均GDP在7000美元左右，没有那么玄乎。但这个数也不低了。O-ring还是有道理的，启动资本对于国家从落后状态进入现代化十分关键，搞不定发展就是纸上谈兵。
1914-1950年，美国国内的生产进步超越了长途运输的生产率改进步伐。此后发生逆转，远洋运输业掀起了革命，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集装箱时代的来临。
运输技术的革新、成本降低是全球化的重要基础。
现金在经济体中具有很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发挥着支付手段的作用。如果你维持现金收入不变，而减少现金支出，你的正常现金流机会积累起来。这条原理恰恰是高失业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根源所在。减少购买以满足对现金的需求，此类做法对个人而言是适用的，但对整个经济而言则不然。
以减少支出方式对现金流进行个人改善的集体化行为会导致经济的奔溃。失去需求就是供给过剩，意味着更少的工作机会，反而进一步压制需求，进入恶性循环。
哈耶克必须同波兰尼结成伙伴。哈耶克的世界观是市场经济是创造增长和繁荣的唯一道路，但永远不能要求市场经济带来公平和社会正义。波兰尼认为，群众极其强烈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获得某些东西，例如让他们觉得公平稳定的土地使用模式、与自己努力和价值相称的收入水平、能够保留自己的工作岗位。如果经济增长足够快，对波兰尼权利的某些侵犯或许会被人忽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需要容许市场经济，以带来增长和繁荣，但也需要制衡市场，防止“市场经济”变成民众可能反对的“市场社会”。
罗斯福认为每个人出生时都应该享有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其中仅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可以靠物质财富来保障，其他自由则需要有其他办法去确保。市场拿走和市场给予的东西有可能并经常被其他需求带来的希望或恐惧所遮蔽。由凯恩斯撮合的哈耶克和波兰尼的勉强联姻时我们迄今得到的最佳结果，他帮助了北大西洋地区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在二战后兴盛。
这段十分经典，也是本书的主旨。新的人类文明应该包括市场经济以及其中的人的合理的权利。经济要尽可能以市场为主要机制运行，政府和法制要保障人的权利、尊严和就业，这样的社会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