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开始看洋务运动的历史，这可以说是近代的第一次改革开放了，结果并不如意。所以想返回来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结果发现还是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思考的问题。结合当下，惯例做些摘录。
从咸丰帝的一生去看，他在处事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意气用事，二是胸无韬略。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有这样两个特点是大忌，会给国家带来大祸。咸丰帝登基之后，对于外国人，马上显示出比他父亲更为强硬的态度。他罢免了一些对外国主“抚”的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穆彰阿和耆英。穆彰阿被罢免了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永不叙用；擅长处理“夷务”的耆英被降为五品顶戴。
意气用事不行。
我们在《失稳的帝国》一书中说过：在皇权至上的社会，官员们都有着“保险丝”式的命运。他们表面上地位显赫，光鲜亮丽，实际上，却如保险丝一样脆弱。他们自身可能没有出错，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来自外部的冲击来了，他们的命运便完结了。耆英的命运就像是一小段保险丝一样。
保险丝的怪圈，今天也无法走出来。
英法方面之所以提出在北京换约，事出有因。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之后，在两广总督衙署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等重要文件。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很诧异，他们认为这些文件应该在北京保存，甚至怀疑清朝的皇帝是否亲眼见到过这些重要文本。因此，当他们在天津签署新的条约的时候，特别提出一年后在北京换约。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小的问题引发了新的战争。”
国家级的契约文件，原件不留在中央也能理解，只是外国人不理解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最大的损失是领土的损失，北部15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土和南部的九龙司被割让出去。从经济上讲，中国有所失也有所得。清政府和西方合作，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关，为清政府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财政来源。清政府的战争赔款，便是从通商口岸的海关税收入中扣除四成用以缴付的，当时有“四成洋税”之说，到1866年便还清了战争赔款，此后“四成洋税”成为清政府直接控制的财源。由于海关税收和厘金的增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支持了洋务运动和其他国家重大举措，使得所谓的“同治中兴”成为可能。”
即便是反复战争，也还是收了自由贸易的时代红利。
欲实现自强，练兵为先，却不仅限于练兵。随着奕䜣成为议政王，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总理衙门的权力不断膨胀，除了办理外交、通商事务之外，举凡与西洋有关且不属于传统六部管理的事务，比如学堂、关税、铁路、矿务、传教、海防、火器、轮船、电报等等，通归总理衙门处置。奕䜣成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总理衙门成为洋务运动的领率机构。
人们或许能够发觉，在这次事件中，慈禧太后是支持奕䜣等人的，她的态度有着决定性作用。其实，在慈禧专政的前二十年，她大体是支持洋务运动的，很难想象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会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此前，慈禧太后与外国并无接触，也很少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而她具有超人的政治天分，能够敏锐地觉察到，早期的洋务运动对于维持满族贵族统治是有好处的，所以大体上给予支持。到了光绪年间，维新运动触动了满族贵族的利益，威胁满族贵族的统治，她便坚决予以打压。是否有利于其个人专权，是否有利于满族贵族的统治，这是慈禧太后处置重大政务的出发点。
慈禧也是洋务派。
赫德出生于1835年，来自英国北爱尔兰。15岁时进入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学习，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1854年来到中国，担任翻译；1859年参加中国海关工作，任广州关的副税务司；1861年，李泰国离开中国，由他代理总税务司一职。1863年，不到30岁的赫德被总理衙门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奕䜣喜欢赫德的根本原因是：赫德采用西方的行政管理办法，把清朝海关建设成为前所未见的新型机构，为清政府征收到的税银比奕䜣等人梦想的还要多；奕䜣等人相信赫德真心愿意为清政府效劳，而且“是唯一的一位”。从1863年到1908年，他一直是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者，管理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向清政府提供的税银逐年增多。1878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了1200万两白银；1888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2300万两白银；1903年，海关税收总额超过3000万两白银。
蒲安臣，1820年出生，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1862年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他对待中国态度友好，“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深得奕䜣等人的信任。这样，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摇身一变，成为清朝的“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样的事情或许只能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奕䜣等人身上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变通思想。
国际友人。
赵烈文说：天下统一的时间太久了，势必走向分裂。但是，朝廷一直谋求专制和威权，对地方实施严密控制，要不是朝廷变得衰弱不堪，是不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的。我认为，将来必定是朝廷倒了，地方上各自为政，天下纷乱。估计用不了50年吧。
不出45年就实现了。
曾国藩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造船制炮。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进驻稍事安顿，他便在城中开设军械所，制造轮船和大炮，“阴有争雄海上之志”。他“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曾国藩由此知道，洋人的东西并非能够随便学来、掌握。他不能得其要领，常向幕府中的人说起自己的心思。幕府中的人议论之后向他进言，“请于中国设一西式机器厂，总督颇首肯。
渐渐地，曾国藩惊异地发现，“西人素重信义”。首先，英法联军按照签署的协定如期从北京撤军，这件事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个震动；同治初年，他听说小刀会起义期间，上海的“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多万”，便感叹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同治元年（1862年），代理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经过安庆。受奕䜣之嘱，曾国藩予以接待。一番交谈后，赫德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了解到更多的来自西方的信息。随后，他致函奕䜣：“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他对西方文明有了更深一层的认可和尊重。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认为，和洋人打交道，也应该做到“诚”、“信”、“笃”、“敬”四个字，这是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在那个时代的折射。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自设立之后，共翻译200余种书籍，涉及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算学、交涉、史志、船政等各类学科。历史学家王尔敏评说：“当时对西方知识最能发生推广作用的，是翻译西书。江南制造局几乎是一个最早的译书总汇。
曾国藩还是找到了关键问题，建机器制造局、翻译馆，也认识到了外国人的信用。
李鸿章之所以积极创办实业，一是因为某些大型实业项目，比如铁路、矿山等，实在与军事密不可分；二是因为他很早就有“民富才能国强”的思想。1863年年末，太平天国尚未平定，洋务运动刚刚起步，李鸿章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中国未来的问题是“不患弱而患贫”。1882年，李鸿章上疏朝廷，奏请开设机器织布局，在奏折中说： 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
民富才能国强，强国之路在于富民。
朝廷中士大夫的议论和抨击，人们称之为“清议”。杨国强先生说：“两千多年来，清议曾长久地代表了士大夫的公论，其内核在于以儒学的义理为通例来度量天下的人物和事理。因此，清议不讲利害，只论是非。”显然，晚清士大夫的是非观念大都以传统社会理念为标准，他们看不懂外面的世界。
清议是非就是空谈，讨论利害才是重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李鸿章说：为国家办事，一定要有实心，更要保持虚心。一个人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他是不能办事的，更不要在一旁空发议论。只重所闻，不重所见，最是误事。希望那些执掌朝政的大人们，务必引导皇上去洞悉天下中外的实际情形，千万不要贪图虚名而不顾实际，拘泥于常识而没有远见。1889年5月7日，慈禧太后终于做出决断，下发谕旨说：修筑铁路“为自强要策”，“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这是清政府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文件，而这一年距离李鸿章首次提出修建铁路已经过去了17年
17年之久
“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清流派”人士接触到严酷的社会现实后，态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李鸿章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李鸿章所说的这些言官之中，肯定包括张之洞。”
“在会见曾国荃的时候，李提摩太提出了“以工代赈”的建议，认为可以修铁路、开矿山、兴实业、办学堂，采用近代化的方式，从根本上振兴山西经济，消灭贫穷。曾国荃是个保守的官僚，对外国人心存疑惧，认为他们有着一颗“盗窃中国人的心”，没有接受李提摩太提出的“以工代赈”的建议。在太原府的衙门旧档里，张之洞发现了李提摩太当年提出的各项建议，眼前豁然开朗，认为找到了振兴山西经济的办法。应该说，这些观点对张之洞来说并非十分突兀，截止到张之洞上任山西巡抚，奕䜣、李鸿章等人倡导洋务运动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张之洞作为“青牛角”抨击李鸿章等人的时候，大多指责其对外软弱的态度，对他们开展的洋务运动并不是坚决排斥。”
张之洞从清流到洋务，也着实不易。
嵩焘的父辈从事资本借贷行业，本身属于商人，他对商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比如，他认为民间商人在洋务运动中有着独特的优势：“有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也就是说，他认识到商人的“利己之心”在经济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与亚当·斯密所宣扬的“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动的推动力”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样才能让民间商业发展起来呢？郭嵩焘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他逐渐意识到：令西洋各国强盛的根本原因是西洋各国所具有的“法”和“学”，即制度和文化：“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升进而专习之。”由此，他得出结论：“洋务派”要依靠练兵、制器、造船而图自强，实在是本末倒置之举；强国根本在于“政教、用人”，即社会制度。”
郭嵩焘在这里说：中国的历朝历代中，连续三代君主都有贤德，这种事几乎从未听说。西洋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把国家看成是自己的，而是看作是与臣民共有的，因此他们任用官吏时必须考虑阶级、资格，必须要用有才能的人。君主不能为所欲为，因为臣民一有不满，君主的座位便不安稳了。
郭嵩涛的认识居然如此深刻，直击问题本质：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