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天外天

元旦买的书，春节前读完的。补个书评。国内的商业史研究像这样的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比起海外的商业史当然是十分悬殊。照例做些摘录。

未来，百年商业家族在中国群起，只是时间问题。当这一天来临时，或许以下四个问题仍将拷问着整个中国商人群体：你们会有走出无原则趋近权势而不趋小利、走远路的自省、执着与远见吗？你们会有为富也仁、以其无私成其私的大历史观和大担当吗？你们会以政治家的眼光审视社会均衡发展，实现商业利润与国家利益的双轮驱动吗？如果向你们提出上述三个问题，你们会认为这是一厢情愿、一派胡言吗？

作者只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商业的话，问出这几个问题并不奇怪。但其实应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站在现代商业史的角度看，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趋近权势很大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的干预和管控过强所致，这种政治环境下，考靠商人的自觉和反省是没有意义的，会有理想化的人，但无法改变时代。以无私成其私也是需要类似的背景。

明仁宗做了一件改变整个明朝命运的事情，那就是同意夏原吉开放银禁交易的建议。从之后的历史看，此举成为整个明朝货币史的拐点，也称为叶淇变法的一大背景。明朝是个缺金少银的时代，不少专家认为是白银货币化及本位化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白银本位相当于明朝的央行搬到了拉美矿山。

白银货币化看似只是一项有点偶然的政策导致，实质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核心原因是明朝通行的纸钞持续贬值，才让大家主动选择了白银。

1813年，伍秉鉴登上首席行商的位置，此后数十年，他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与以往晋商、徽商将剩余资本投向置房置地不同，伍秉鉴已经具备国际投资眼光和现代商人的特质，他投资于美国的铁路、银行、保险等多个行业，俨然是一位跨国投资财阀。他通过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家族，先后投资了美国的密歇根中央铁路、伯林顿和密苏里河铁路、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等。

商业领域的李鸿章，跨国投资大亨，厉害！

侯家给毛鸿惠连哥哥店铺各顶一份人力股，还首次允许掌柜的人力股可以被继承，也首次允许掌柜后人可以用现银入股。人力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称道的创举，这一制度设计是对票号职业经理人的极大激励。很多大掌柜几十人如一日地效力于所在的东家，人力股是个重要原因，也是区别于其他诸多商帮和伟大的一点。

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后，从容找到了与甬帮为代表的浙江钱庄的定位，重新定义上海本土金融运行的逻辑。钱庄长于兑换和放贷，客户资源上有优势，但资本普遍较小，一般在2-6万两。票号则长在跨区汇兑，拥有全国网点，素来信用卓著。其最初的资本少则10余万两，多则20-30万两，且经营存款业务，以官款为大宗，资金雄厚。钱庄处于产业链低端，存放款以一般商人为对象，票号放款则只借给钱庄、官吏及殷实商号。钱庄依赖票号的借贷资金，从民间取得信用。

人力股就是对人力资源的核心认可方案，是重要的金融创新。钱庄和票号的合作也很有意思。

1904年3月，清政府决定试办户部银行，并颁布试办银行章程。户部尚书鹿钟霖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且山西商人组织银行。多数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赞成这种提议，但山西票号为财东赋权下的大掌柜负责制，重大事项要由总号定夺。与以严信厚为代表的甬商积极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以及苏州东山席家积极入股户部银行不同，山西票号总号的回复竟然是，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晋商在国内金融界和商界的影响力，就此与江浙分野。1908年，清政府制定《银行通行则例》，将票号纳入银行的经营范畴，标志着政府首次对金融业实行监管的开始。

从贸易商铺到钱庄，再到票号，再到银行。一步落后于时代，就会被历史清洗出去的惨痛教训啊。

民国初年，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除手无兵权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

作者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之一的科氏集团的传奇创始人。看到一篇介绍的核心是创始人把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用于企业治理，甚至成为公司文化来发展公司业务，真正的讲理论实用起来。这个点上是非常赞的，大多数学经济学经典理论的都非常容易两张皮，所以这本书就很有意思。照例做些摘要。

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MBM始终让我们以不变应万变，不断创造我们追求的良性利润。良性利润是因为我们和顾客之间存在一种自愿性的互惠互利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创造良性利润的原动力。我们从不游说政府出台支持政策或补贴，因为那样的利润是劣性的。相反我们追求的利润，源于我们为顾客、社会、合作伙伴以及每名员工所创造的价值。

良性利润的概念很关键。核心是要为消费者创造长期价值。

我们相信以造福社会的名义实施的任何强制行为，最终只能适得其反。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追求个人利益，往往比单纯造福谁更能促进社会利益。MBM的核心理念——理解并不断完善和提高我们的能力，并积极寻求最大程度创造价值的机会。

社会福祉、创造长期价值的核心方式之一就是让大家追求个人利益，结果会是大家都好，而不是强制。自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底色。

逆境是一种隐藏在痛苦外表下的赐福，也是最能磨砺我们性格的宝贵机会。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第一笔生意赔钱，否则你会高估自己。

无论是商业还是科研，任何过程都要经历试验和失败，这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只喜欢宏伟计划，而对试验毫不关心，那么你注定不会理解失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失败之后，我们马上回总结经验、找出教训，对不合理方法进行改进和调整，从而尽可能减少浪费，更加合理的利用稀缺资源。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试验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失败是必然现象，任何逃避失败的尝试都是徒劳的，而且只会迎来更惨重的失败。要发挥试验探索的价值，不仅需要合理设计，还要清楚应在何时进行，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降低资源浪费。

我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恰恰是敢于承认失败，接受失败。并积极采取措施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我们不会用有限的资源和人才去拯救岌岌可危的业务。相反遗忘的 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学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开发真正潜力巨大的商机。冷静的思考让我们体会到一个经久不衰的真理：所有试验性探索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总和，还不及因为错过任何一个真正机遇而放弃的潜在利润。真正的机遇并不少见，如果我们在何时的时机参与其中一个，带来的利润都足以抵消这些损失。

商业是实践科学，需要试错、总结经验和不断的实践，而不是纸上谈兵。所以还是要躬身入局。

每当亏损企业受到政府补贴或其他政治手段保护时，就是对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利用。企业的亏损表明，消费者认为以其他方式利用这些资源时更有利于价值创造。

这个观点有趣、有力。亏损就是消费者的不认可，不是其他。

只有源于人类行为的自发秩序，组织才能满足消费者真正的需求。通过价格和盈亏获取知识的自由社会原则，必将让组织受益。认识影响盈利和亏损的动因，组织才可以确定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商品数量和类型。

我曾走入一个思维误区，我将纯粹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混为一谈。换句话说，我们组建的团队更善于纸上谈兵。波兰尼认为，只有将某种事物为我所用，才算真正掌握这种事务，也就是说，将概念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

概念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真正吸收的重要性。

短期利润当然重要，但不足以带来长期的成功。每个企业都必须牢记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角色——破坏和创新的永恒风暴。大卫和我都很清楚，必须让创新和破坏成为科氏工业愿景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和其他企业的最根本的差别。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组织，必然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因此，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唯一的归宿就是灭亡。从1917年第一批福布斯100强的企业中消失的93家公司，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创新和破坏在企业中的关键作用。

在选择最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时，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形成与目标行业客观情景相应的“观点”。既然未来不确定，也并不可知，那么这项工作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毕竟，如果企业单靠公示就能确定未来，创业活动将毫无价值。尽管未来不可知，但却可以设想和构思。正如米塞斯所言，“生存并创造利润的创业活动，恰恰源于大多数人未曾想到的创意。给你带来利润的预见，不是因为考虑周到，而是因为你的预见比其他人更加准确。超额回报只属于那些与众不同者，因为他们绝不会被多数人的观点所误导。    

价值来源于差异化、与众不同。

人们从荷兰崛起中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人类能以低成本方式轻易获取大量相关知识时，社会才是最繁荣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互利基础上的贸易自由们最有利于为社会繁荣创造条件。人类之所有要进行商业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就是因为通过交易能提高社会福利，即便交易无利可图，也可能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知识。事实证明。与成功带来的收获相比，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多得的。

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底色，成功带来价值，失败创造的价值要更大。

大多数决策都应采取边际分析。需要理解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与非边际成本、非边际收益之间的不同之处只有将决策建立在适当的边际利润基础上，企业才能不断强化起盈利能力，杜绝浪费。

基础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也是非常实用的，应该多用。

米塞斯指出，谁应该拥有那些财产，谁应该承担那些工作，一切由市场决定。所有决定并非一成不变，相反，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变化。同样，按照决策权的最优配置，权力也应不断转移给能利用其为公司创造良性利润的人。

富不过三代背后的道理其实是市场规则。这么看的话，为了占有财产而占有是毫无意义的，一切财产都应该属于该占有的人占有。

米塞斯认为，人类的行动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对现状感到不满；第二，向往更好的状况；第三，相信能够实现这种更好的状况。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人们都不会付诸行动。

这三个条件很关键。看似简单，却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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