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几年前的书，从历史看逻辑有点简单，但从投资看，还能比较受用。大国之间的较量，因素肯定是非常复杂，能够总结出简单的道理或规律时间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照例做些摘录。
“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样，历史通常也是通过相对明确的生命周期，随着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过渡而逐步演进的。事实上，人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被看作所有个体生命周期逐步演进的综合。我发现这些个体的生命周期汇聚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自古至今、包罗万象的整体历史演进过程；同样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的驱动而反复发生，同时也在不断演进。通过考察许多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我可以看到这种演化的典型模式和因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推断未来。”
“这个大周期在以下两个时期之间产生更迭：（1）和平与繁荣时期，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财富和权力斗争此起彼伏，大量财富、生命和其他珍品被毁灭。我发现和平与繁荣时期比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二者的比率通常约为5∶1。所以可以说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是和平与繁荣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
历史是充满生命的，也遵循进化规则。和平和繁荣：萧条和战争=5:1。
“ 在一个周期中，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一个国家在一个世纪里没有经历至少一个和平与繁荣时期以及一个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的情况极为罕见。因此，我们应当对这两个时期都有所预料。但古往今来，大多数人（现在仍然）认为，未来只是近期历史稍做修改的版本”
“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经济体系、货币或帝国可以永远存在。但当它们失灵时，几乎所有人都会感到惊讶，并受到毁灭性打击。因为我的专业职责是，无论在何种环境中，都要保护好财富。所以，我需要打造适用于整个历史（包括这些毁灭性时期）的认知和策略。”
没有那么多的岁月静好，时代交替时常态。Dalio提出的是好问题，如何保护财富。
“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对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分配财富和权力，尽管也存在其他方面的争斗，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像潮起潮落一样循环往复。我也发现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财富拥有者都具备创造财富的手段。”
获得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创造。生产力的决定性还是有的。
“进化和周期共同构成螺旋式上行轨迹，这条上行轨迹显现在一切事物（财富、政治、生物、技术、社会学和哲学等）中。人类的生产率是驱动世界总财富、权力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最重要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率稳步提高（生产率是人均产出，受人类的学习、积累和发明的驱动）。然而，不同群体的生产率增速有差异，其原因总是一样的：不同的教育质量、创造力、职业道德以及将想法转化为产出的经济体制。决策者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使自己的国家获得可能实现的最佳结果。投资者和公司也需要理解这些原因，以便确定最佳的长期投资对象。”
生产力、生产率的决定论。
“自古至今，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国民素质，它就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管理。如果一个国家更有创造力，它就有更强的适应力。正如稍后将会探讨的，这些因素是可以测量的永恒普适的原则。”
创造力决定生产率，决定硬实力。
“虽然这些革命/战争时期通常给人类带来很多苦难，但我们（特别是在最艰难时期）绝不应该忽视一个事实：我们可以很好地应对这些困境，人类的适应力、迅速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远远大于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并投资于人类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人类会变得更聪明，并以极其务实的方式变得更强大，这将帮助我们克服这些挑战，实现更高水平的繁荣发展。”
适应能力才是人类或者生命最关键的，不断的适应、进化，创造新的未来。
发展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发展贷款、债券和股票市场。这使人们得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为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也让那些创造伟大成就的人得以分享他们的成功。擅长发明的荷兰人创建了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第一个为其融资的股票市场。这些都是经济机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资本市场的威力国内还没有很好转化，这条路还在进展中。
“随着领先大国的人民变得更富有，他们往往不会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而更享受悠闲生活，追求生活中更精美但经济效益较低的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颓废。在走向顶部阶段的过程中，从那些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势的人，到那些继承财富和权力的人，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习惯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们在挑战面前更加脆弱。
此外，随着人们习惯富裕生活，他们会更趋于推断好时光会持续下去，于是通过借款来享受优越的生活，从而导致了金融泡沫。”
奢靡是危险的信号。
“维持和捍卫国家的成本比收益还高，因此维持一个国家变得无利可图。例如，大英帝国变得庞大、官僚，失去了竞争优势，同时其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不断崛起，从而掀起了日益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世界大战。富裕国家从储蓄更多的贫困国家借款，从而陷入债务之中，这是财富和权力转移的最早迹象之一。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0倍，美国开始从中国借款。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人希望存储美元。”
帝国的消亡很可能是经济原因驱动。
“历史表明，一个人、组织、国家或帝国的支出一旦超过收入，就离苦难和动荡不远了。由于经历不同，每代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方式，从而影响他们和后代的命运。有句谚语“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意思。三代人的时间也大致相当于一个典型的长期债务周期。但历史表明，如果这些周期管控得当（例如，许多代都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本），财富和权力就可以延续许多代。”
量入为出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真理，果然。虽然不那么激进，却能够延续更久。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价值观差距扩大（特别是当经济承压时），那么国家往往步入冲突加剧的时期，而如果价值观差距缩小，那么国家往往进入更为和谐的时期。这些趋势缘于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彼此之间存在共性，人们倾向于结成一伙，以非正式的方式组成部落。自然地，这样的部落根据共同的价值观相互合作。在困难时期，价值观差距越大，人们之间的冲突就越大。人们经常将其他部落的成员妖魔化，他们没有认识到其他部落的成员与自己一样，都是以各自所知的最佳方式，做着符合自身利益的事情。”
社会的撕裂就是冲突的体现。
“在所有社会中，政治都在左倾势力与右倾势力之间更迭，这些更迭决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方式。有的更迭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有的则充满暴力。这些一直都是值得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般来说，资本市场周期与财富、价值观和群体划分周期一起，驱动左倾/右倾政治周期，它们共同构成了政治变革的动力。在资本市场和经济繁荣时期，贫富差距通常会扩大。虽然一些社会在左倾/右倾政治之间取得了相对合理且稳定的平衡，但更常见的是，左倾/右倾政治之间发生周期性更迭。在国家兴衰的整个过程中，这些更迭持续发生，周期大约是10年。重大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大周期的结束，往往预示着革命的到来。”
左右是永恒的斗争，也是一种周期本身。
“实物财富≠金融财富。实物财富是人们期望拥有和使用而去购买的东西，比如房子、汽车、流媒体视频服务等。实物财富具有内在价值。金融财富由金融资产组成，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a）在未来获得持续的收入，和/或（b）在未来出售以获得资金，进而购买想要的实物资产。金融财富没有内在价值。
创造财富=富有效率。从长远来看，你拥有的财富和购买力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因为实物财富不会长久，遗产也不会，所以维持生产力至关重要。看看那些剥夺富人财富并试图以此为生、生产率低下的社会，你会发现它们没过多久就变得贫困。一个社会的生产率越低，其财富就越少，权力也就越小。顺便说一下，将资金用于投资和基础设施（而不是消费）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投资是一个可以很好地衡量经济繁荣的先行指标。”
“财富=权力。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有形财产、工作和他人的忠诚、教育、医疗、政治和军事等各种有影响力的权力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那些财富拥有者与政权掌控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决定了统治秩序。这些统治秩序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统治者被那些为自己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人推翻。”
秩序是创造财富和权力的人来定义的。
“事实证明，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善解决办法的能力要比所有问题的总和都强大得多。因为获得的知识多于遗失的知识，所以知识的获取过程更多的是以迸发和渐进这两种方式演进的，而不是有涨有跌的周期。迸发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上升阶段，渐进出现在社会处于大周期的下跌阶段。在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力推动了几乎所有领域（例如科学、艺术、健康人际关系和管理哲学等方面）的进步。伟大的创造力更多地出现在大周期的和平与繁荣阶段，此时的体制有利于（而非不利于）发明创新。”
生命的伟大所在。
“一个永恒普适原则是， 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如果中产阶级规模大，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比另外两个阶级都强大，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大的地方，派别纷争出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假如没有中产阶级，而贫困者又过多，麻烦就来了，国家会很快走向灭亡。”
“资金和时间的花费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资金用于普通消费和购买奢侈品，更少资金用于营利性投资。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投资削减，相关生产率增长减缓，进而导致城市和基础设施老化、效率降低。在几乎所有案例中，在变得富裕后，国家（及其领导者）都会堕落，过度消费，通过举债维持过度支出，使国家丧失竞争力。”
创造繁荣才能延续体制和统治。
“导致重大内部冲突的典型有害因素包括：（1）一个国家（或州、城市）及其民众处于糟糕的财务状态（如承担大量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2）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3）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上述因素的组合通常导致混乱、冲突甚至内战。经济冲击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金融泡沫破裂，流行病、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这相当于对财务状况进行压力测试。”
财务状况和灾难是导致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当下中国疫情导致的财政危机和疫情叠加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如果这样做，货币就会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大幅缩水。历史表明，如果将放贷和支出用于广泛提高生产率、使投资回报超过借贷成本的项目，就可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偿还债务。这样的政策就是好政策。”
“在周期的早期，人们通常会把更多时间和资金投入生产性活动，而到了周期后期，时间和资金则更多地用于享受型活动（如“生活中更精美的东西”，即昂贵的住宅、艺术品、珠宝和衣服等）。除了加剧人们之间的怨恨外，堕落性消费（与储蓄和投资截然不同）还会使生产率降低。一个社会如何使用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相比于不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投资于可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才能带来更好的未来。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所热衷的某些追求比决策体系更为重要，那么决策体系危在旦夕。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下述两个前提下才能生效：规则和法律必须清晰明了；多数人把在规则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事看得足够重要，因此愿意为规则和法律行之有效而做出妥协。如果这两个前提都有所欠缺，那么法律体系危在旦夕。如果竞争各方均不愿意理性地对待他方，也不愿意为了维持整体的利益而以文明的方式做出决策（这往往需要他们放弃一些他们想要而且通过争斗有可能获得的东西），某种“内战”就会出现，相关各方以相对实力验证自己。到了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取胜将成为游戏规则，无底线的竞争将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为激情而抛弃理性。在取胜成为唯一重要之事的时候，不道德的争斗就会以强化自身的方式愈演愈烈。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某种追求而不惜争斗，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对任何事达成共识，体制就濒临内战/革命。
要想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同的阶段就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第五阶段是个交叉路口，一条路可能走向内战/革命，另一条路可能走向理想化的和平共存。和平与繁荣显然是理想之路，但要艰难得多。这条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能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主动向他方伸出橄榄枝，让各方参与决策，重塑大多数人认为公平和有效的内部秩序（即高效地让大多数人获益）。这样的领导人在历史上寥寥无几，我们为他们祈祷。第二类是一位“强有力的革命者”，带领国家走出内战/革命的深渊。
“我们不应僵化地认为，任何经济或政治体制始终是最好的。肯定会在某些时候，一个体制不再适合其所处的环境，而如果一个体制不适应环境，就会灭亡。因此，最好的做法是不断改进体制，使之很好地适应环境。要想测试任何体制的运行效率，只要看它能否有效地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我们可以客观地衡量任何体制的有效性，也将继续这么做。尽管如此，历史清楚地告诫我们：通过有技巧的合作产生富有成效的双赢关系，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配好，让大多数人满意，这比为争夺财富和权力而打内战，导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价值大得多，痛苦也小得多。”
常识，也是最好的道理。
“研究中国朝代和欧洲帝国使我认识到，在财力上超过对手是一个国家能够拥有的最大优势之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冷战中打败了苏联。如果国家把充足的资金用于恰当之处，就可以避免真枪实战。一个国家的长期成功取决于它既能持续提供“枪炮”和“黄油”，又能避免出现过度，以防衰落。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只有在财力上足够强大，才能为国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同时保护国民不受外敌攻击。真正成功的国家可以在200~300年内都大规模地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获取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运用权力。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永远超越协议、规则和法律。当势态严重时，掌权者可以强制人们按照他们的解释执行规则和法律，或者推翻现有的规则和法律，这样，他们的意愿将会得到满足。尊重权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注定会输的战争是不明智的，最好是通过谈判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除非你想成为烈士，而这通常是因为愚蠢的自我膨胀，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理由）。明智地运用实力也很重要。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即恃强凌弱）。双方需要认识到，宽宏大量和信任是产生双赢的强大力量，比两败俱伤的关系能带来更大的回报。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运用“硬实力”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而“软实力”更可取。”
财力就是实力。
“所有市场都是由以下4个决定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和折现率。这是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是以当前的一次性支付换取未来的支付。这些未来的现金支付取决于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即投资者相对于持有现金所愿承担的风险）和决定投资的当前价值（所谓的“现值”）的折现率。”
“在我看来，投资风险是无法赚取足够的钱来满足需求。它不是用标准差来衡量的波动率，而标准差几乎是用来衡量风险的唯一标准。我认为，大多数投资者面临的三大风险是，投资组合将无法提供支出所需的回报，投资组合将面临破产，以及很大一部分财富会被收走（例如，通过高税收）。
市场的前提是稳定，后面才有增长。
“在周期的上升阶段，股票、债券和其他投资资产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上升，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会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此外，向金融体系注入更多资金会增加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降低风险溢价。由于利率处于低位，而且更多资金进入金融体系，这些投资的回报率提升，它们显得更有吸引力，但与此同时，利率和金融资产的未来预期回报率都在下降。未偿债权相对于可兑换实物越多，风险就越大。这些风险应该由更高的利率来补偿，但情况通常不是这样。因为当时的形势似乎大好，人们对债务和资本市场危机的记忆已经淡去。”
“经济和政治在极端程度不同的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极端的过度行为都变得令人难以接受，同时对反向极端的问题的记忆逐渐淡去。这好比时尚——领带的宽度和裙子的长度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如果一种极端情况非常流行，人们就应该预期不久之后将朝着相反方向发生类似规模的变动。收紧货币的政策压垮了债务人，并使借贷减少，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低迷。美联储慢慢开始降息，但市场继续下跌。1982年8月，墨西哥出现债务违约。有趣的是，美国股市应声反弹。
市场的走势往往很难准确预测，有时候会完全相反。
“不管他们是否感兴趣，300年对美国人来说似乎是很久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太短了。大多数美国人无法想象会发生颠覆美国体制的革命或战争，但对中国人来说，革命与战争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看到这样的事反复发生，并研究了革命与战争之前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模式。大多数美国人关注的是特定的事件，尤其是当前事件，而大多数中国决策者则从更大、更渐进的视角来看待当前事件。
“美国人冲动，具备战术思维，他们为现在想要的东西而战。大多数中国人具备战略思维，他们为未来想要的东西未雨绸缪。我还发现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更有哲学意识（他们确实在读哲学）。例如，我曾与一位中国决策者会面，那时他刚会见过特朗普总统，并忧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他解释了他在会见之前如何准备，我觉得这种态度可能与特朗普总统持有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很有才能，睿智、谦逊、平易近人。他解释说，在会见特朗普之前，他担忧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以牙还牙的冲突升级会变得失控，导致战争。他回顾历史，认为战争具有很大的伤害性，而如果此时再发生一场战争，将会比上一场战争伤害更大。他阅读伊曼纽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通过阅读他意识到，只需尽力而为，让结果顺其自然。我跟他讲了“宁静祷文”[6]的力量。我回家后再次阅读《纯粹理性批判》，发现不好读。我当时很钦佩他，很重视他的观点，现在依然如此。
美中的比较，很有深度。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依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未曾发生，而是进行合作。”
“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最好的贸易协定，这场战争恶化的风险大于事态改善的可能性，我们不会看到拜登政府在短期内对条约或关税做出任何改变。无论其最终采取什么做法，都将对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大周期命运的应对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命运正在展开过程之中。目前的情况是，美国两党都认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这也许是两党唯一的共识。多么强硬，以什么方式表现这种强硬，中国将对这种强硬做出何种反应，目前都不清楚。”
技术战要比贸易/经济战严重得多，因为谁能赢得技术战，谁就也可能赢得军事战和其他方面的战争。目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大型科技行业的主导力量，而这些大型科技行业是朝阳产业。中国的科技业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也变得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在技术上，中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和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很容易受到中国技术日益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影响，中国很容易受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切断关键技术的影响。总的来说，目前美国的技术能力领先，但各类技术领域的领先程度不同，且正在失去领先地位。
“技术战将会如何恶化？目前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尽管优势在快速缩小）。因此，中国目前高度依赖从美国和美国可以影响的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口。这对中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脆弱性，也是美国的一个强大武器。这一局面最明显地存在于尖端半导体领域，尽管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存在。全球领先芯片制造商台积电的举动是许多值得关注的动向之一，尤其是因为该公司位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地区为大陆及全世界提供所需的芯片，并受美国影响。中国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很多这些技术的进口，而美国的健康发展对从中国进口的依赖度要小得多。如果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渠道，就预示着真实战争的风险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如果当前态势持续下去，那么在5~10年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在技术上比美国更不依赖外界，届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技术进一步脱钩。相关局面每天都在变化，保持对其了解至关重要。”
我们正身处这样的技术战、贸易战之中，变革的大时代。
“所以目前并没有可以和美元竞争的有吸引力的世界储备货币。 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a）货币不受欢迎，（b）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事情将会变化。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一场资本战，那么中国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对美国不利，对中国有利。如果美国没有为削弱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而对其展开攻击，而且/或者中国没有伤害本国货币和资本市场（做出会降低市场吸引力的政策转变），那么中国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可能会快速发展，与美国市场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这要由美国决策者来决定，即他们是打算通过变得更加强势来打断这一演化路径，还是将接受这场演化。后者可能会导致中国变得相对更强，更加自给自足，更不容易受到美国的挤压。中国伤害美元及美国资本市场的能力较弱，中国最好的举措是增强人民币。
未来能否成为储备货币是我们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些波动在两个国家发生，所以可以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右派政策可能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欢迎，反之亦然。无论如何，当涉及经济体系时，似乎并没有太多植根于深层文化偏好的明显区别。与经济体系相反，中国人自上而下/等级制而非自下而上/非等级制的倾向似乎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和政治体系中，而美国人强烈倾向于自下而上/非等级制。哪一种做法最有效并将最终胜出，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讨论，希望是不带偏见的讨论，但我将指出，大多数博学的历史观察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任何一个体系总是好的或者总是不好的。怎么做效果最好取决于（a）环境和（b）运用这些系统的人将如何彼此对待。没有一个系统能够持续良好运行，事实上，所有系统都将崩溃。持续良好运行的前提是系统中的人超越个体意愿尊重系统，系统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时代而不崩溃。”
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或做法，都必须与时俱进。
“当一些真正重大的事情引起范式转变，改变进化速度时，巨大的转折就会发生。19世纪早期发生的范式转变源于以下因素的结合：现代金融工具以及能够代替人力的机器的发明；社会更加包容，拓宽了发明创造的机会；书籍和图书馆使用的增多，使知识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分享；科学方法的应用。尽管这些发展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但人们可以感知、理解和适应它们。因此，●尽管从过去推断未来通常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出现令人惊奇的事也不意外，因为未来将和你预计的大为不同。”
近期发生的对根深蒂固的信念产生最大颠覆作用的就是数字革命。通过这些经历和观察，我了解到： 识别、理解和适应范式转变至关重要，即使人们无法预测到这些范式转变，不过尝试用有助益的良好指标来预测这些范式转变也很重要。拥有良好的指标还能帮助你分辨，有时看似是范式转变的东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这一点同样重要。”
“我从研究和自身50多年的投资经验中得出的总体原则之一是：在市场上和生活中，要想成功就应当下注于积极面，积极面来自（a）带来生产率提高的进化，而在此过程中不应过于激进，以免（b）这个过程中的周期和颠簸导致你失败出局。换言之，下注于正在变好的东西，如实际收入在变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稳妥的下注。但如果对此下注过度，以致这个过程中的颠簸把你毁掉，则是不好的。因此拥有质量指标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数字化带来的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