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先生的书，之前看到介绍的时候没太大兴趣，这次买书时顺便买的，没想到读起来才觉得收获很大。今天这样悲凉的宏观境遇下面，企业家精神才是真正值得深思和检讨的东西。由此和林毅夫多年就产业政策的讨论，也更值得思考。后发优势的时候，产业政策或许还有用了；一旦后发优势不再，需要站在发展前沿，成为被追赶的人经济体之后，企业家精神才是真正推动发展的源泉。张先生的解释更加透彻了。也让我辈对当下所从事的创新事业更有信心了。照例做些摘要。
企业家和公司治理的关系来说，防止腐败的道德风险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如何选出最好的人，如何让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勤”代替不了“能”。
勤能补拙，但不能补能。用人之道，选人更关键。
企业家和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是他们制定决策所基于的知识不太一样。企业家决策主要依靠软知识，管理者决策主要靠硬知识。基于硬知识即给定目标和可选手段的决策是经济学和管理层大部分所讨论的，都可以量化，却和企业家决策相距甚远。真正的企业家决策是目标不明确、手段不满足，需要积极地创造性地寻找新的目标和手段。企业家精神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知、判断新目标和新手段之能力的高低。换句话说，管理者是使用工具、企业家是创造工具；管理者是实现目标，企业家是创造目标。
这段十分精辟，管理层解决可解问题，企业家解决的是不可解问题，更难但更有价值。
非要对企业家精神做一个概括的话，有以下四点：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性、简单化、想象力、毅力和耐心。
盈利导向、对复杂问题的简化能力、对未来的想象力、实现目标的坚定毅力，这样的企业家是有目标、有理想、还有实践能力的。
数据和计算之所以在企业家决策中不起关键作用，是因为企业家决策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是指企业家做决策时面对的未来时间是主观的、未知的、独一无二的，没有统计样本，没有概率分布，因而无客观数据可用。市场是一个发现程序，一个不断获取信息的过程，不是给定数据下解方程；市场更是一个创造过程，是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潜能的运用过程。经济学上把不确定性等价于风险，进而把风险等价于统计学上的方差，是有严重误导性的。
这种不确定性需要的是开创性的接纳，而不是统计上的方差。不确定=风险=方差真实误导了几代人啊。
熊皮特认为企业家真正追求的不是利润，而是成功的事业。特别地，企业家享受三个非金钱动机驱使：建立自己的王国；征服对手，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对创造性的享受。
非利润目标往往是成就大企业家的动力，特别是对创造性的享受。
经济和金融危机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征服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恶果。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利率低于正常水平，误导企业家过度投资、消费者过度消费，人为地扭曲了生产结构，导致股票和房地产的泡沫。由于这种扩张性政策不可持续，最后一定会出现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短期内可以缓解危机，旦长期看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好的市场理论，因为它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它从现实的人的行为处罚理解市场如何运行，它把市场理解为一个不断发现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过程，它把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把经济增长理解为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这个观点还是很震惊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是政府的过分干预。当然也可以讲市场失灵背后其实是政府乱搞。客观说，市场是需要有政府的必要管制的，但不宜过分。
市场是通过两个渠道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一是推动技术进步，二是提高配置效率。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资源配置效率。但事实上，技术进步是第一位的，资源配置是第二位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仅仅是资源配置，一旦达到均衡了，经济就应该日复一日的循环运转，不会有增长。人类的显著增长只是过去200年发生的事情，这些进步主要不是来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而是来自不断创造的新技术、新产品。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资源禀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但人类过去200年的发展表明，资源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内生的。什么是资源、什么不是资源，依赖于你有什么样的技术；而你有什么样的技术，依赖于企业家的创新。德鲁克说，创新活动能赋予资源以新的能力，进而创造财富。
经济增长主要源自科技创新，而不是资源配置效率，这二者区分开来，找到重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企业家的职能总结为两个：套利和创新。套利是在现有技术的条件下发现不均衡，发现市场中有利可图的机会并加以利用。通过套利，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利润机会减少，市场趋于均衡；创新则是创造不均衡，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东西并将其商业化。
套利可以分为跨市场套利、跨时间套利和生产活动套利三种。进出口差异是跨市场套利，期货是跨时间套利，把要素组织起来生产产品是生产活动套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套利都是投机。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时间推移，赚钱越来越难，最后不赚钱了，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均衡”。而创新是一开始亏损，而且有可能若干年内持续亏损，最后只有运气好的人才赚到了钱，并且一旦赚钱，就会越赚越多。但当创新者开始赚很多钱的时候，其他企业家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技术进行套利，也走向不赚钱。这就说明创新必须持续，不能只是一次性创新，这对投资人和企业家都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创新性企业家比套利型企业家有更大的耐心和更长远的预期。
套利型企业家也是企业家，虽然创新型企业家更为社会需要。
产业政策的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但创新又是不可预见的，这就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这就是分散化决策的有优点，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
产业政策只对后发优势国有效，进入新阶段就更需要发挥分散化决策的优点。但当下的发展却明显相悖，这也是蛮可惜的，昔日成就你的，今日也可能会摧毁你。这就是最可怕的当下。
最优秀的人才在干什么，也决定着这个社会其他人的活动方向。在市场上，一个人的报酬是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但在非市场化组织中，个人得到的报酬常常与他所创造的价值没什么关系。我把所有组织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力导向组织，另一种是破坏力导向组织。
破坏力导向的组织十分可怕。当下最优秀的人才都在考公入编，其实是社会的不幸。
“利益”是没有办法保护的，保护利益不仅与市场竞争相矛盾，而且会阻碍创新，导致经济衰退。法治应该保护的是每个人的权利，不应该是任何人的利益。利益是没办法普遍保护的，所谓保护利益，充其量只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另一部分的利益。
保护权利，而不是保护利益。现在动辄保护消费者利益、投资者利益，一定程度上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