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palatir创始人写的书，讨论的问题还是很超前的，至少在这个时代值得深思，也很有可能是下个时代的主题。这么宏大的问题读起来并不枯燥，反而还能读出点思想家独有的韵味，蛮好。沿着作者的思路去看，中国这种强国家意志的做法可能是不经意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这个不得不说是国运。当自由主义泛滥的时候，中国这种模式保守批评，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由自主开始被批评的时候，中国这种模式的优势就开始更多被接纳了。有趣的历史轮回，没想到在制度上也是如此。从人类的历史看，过度自由主义肯定不是未来，群体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任何事都不能太过分，需要有度。照例做些摘要吧。
尽管科学界需要政府的大量资源和资金支持，但现代国家同样依赖这些在科技和工程上投资所带来的进步。美国在20世纪的技术领先优势，也就是他能够在医疗和军事等领域持续为公众带来经济与科学进步的能力，正是其强大国家信誉的关键所在。一旦催生财富的新兴技术未能促进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动荡往往接踵而至。换言之，只有还在能够为公众带来经济增长与安全保障的前提下，一种文化或文明乃至旗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才可能得到宽容或原谅。正因如此，科学与工程界对国家的主动助力，不仅能够强化私营部门的正当性，更有助于西方各国政治体制的持久巩固。
这其实是很客观的理解，技术只有更好推动社会进步才是更好的，这种进步显然不应该只是娱乐大众，更需要硬科技等客观改变大家生活和未来的种种。这个角度看，其实我们更需要登月和火星，需要AI和机器人，而不只是聊天软件、电商和短视频。这种反思可能才刚刚开始，也是很值得注意的。未来极有可能，不只是中国，全球都会进入新的硬科技时代了。
当今的硅谷已经明显偏离了与美国政府合作的传统，转而将重心投向消费市场，尤其是广告和社交媒体等这些领域成为主导，这也限制了我们对科技潜力认知的领域。一众创业者用各种崇高而远大的使命来包装自己，然而他们“改变世界”的口号早已滥用而变得苍白无力。他们筹集了巨大的资金，雇佣了大批才华横溢的工程师，最终却只能开发出一些面向消费者的图片分享应用或聊天界面。20世纪早期那些宏大的集体主义实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人欲望和需求的狭隘关注。
改变世界需要更远大的目标，而不只是简单分享和娱乐。和政府合作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可以聚焦更多公共事务以及人类未来更关切的目标。
2004年谷歌上市时提出的”不作恶“的企业宗旨，后来被改为同样平庸的”做正确的事“。这些口号中所包含的浅薄且近乎赤裸的虚无主义，正式那一代优秀工程师集体心态的折射——他们被教导要重视甄别和抵制邪恶，而不是直面这个充满缺陷的现实世界，在混乱之中艰难求索。正如布吕克所言，”当我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时，敏感就成为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于是乎，”重点不再是去成就什么，而是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但问题在于，哪些从来不说错话之人，往往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对时代正伦过度怯懦的参与，终将使人丧失推动世界前进所必需的激情。”若不能发自内心感受，可以追寻亦是徒劳“，歌德在浮士德中警示我们”若非发自本心，则永难触达彼心“。在整体社会氛围的打压之下，我们最重要机构领导者身上的热忱与情感，都已被磨灭殆尽。而在光鲜外表之下到底还剩什么，往往不得而知。
这段批评真是十分经典，当缺乏行动就变得十分敏感。这样的描述再贴切不过，当有宏大目标在前时，一切都不是事，当失去目标开始内卷时，小事就是大事了。真正重要的还是要在宏大目标中切实地参与到这个时代的构建中来，直面挑战、艰难求索。
这一代科技创始人和程序员的本能事会比抉择、拒绝站队，不得罪任何人，然而这种对选择权的盲目崇拜却带来了恶果。因为它禁锢了年轻心智的成长，并迫使其陷入一种永远在准备却永远不敢真正投入战斗的尴尬状态。而未来终将属于那些敢于自沉战船之人。当下世代总是有各种退出通道与后备计划，总想着如何将自己观点中的棱角磨平，绝不考虑为事业拼劲全力甚至孤注一掷。但事实上，这种投入实为成功之所必需，而即便最终失利，也能带来足以催人奋进的深刻教训。
不敢孤注一掷，企图平衡中求全是十分不可取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组织内部留出一些权力真空或看似权力真空，其结果往往利大于弊，因为这些真空往往会被那些有抱负、有能力、看到机会就主动出击的领导者填补。
真空是给未来领导者留出来的成长空间。这让我想起陈总提到的把人带出来试一试观察的做法，不谋而合。好的人自然能看出来，不在嘴上，而在于行动。
服从的本能，对于构建颠覆性组织而言可能是致命的，无论是对政治运动、艺术流派还是科技初创公司，皆是如此。硅谷许多成功的科技巨头中，都存在一种可称为”建设性不服从“的文化。一个组织若想做出实质性的成果，其内部就必须存在某种程度的对抗性，公然玩忽职守固然会阻碍组织发展，但对上级指令不加思考的机械执行，同样会危及机构的长期存续。
服从和不服从的平衡，也是十分关键的。过度服从不行，完全不服从也不行，也需要找其中的平衡。想起我们几年前反复修改制度或规则，其实就是在平衡这件事。有的同事十分强调服从，眼里不揉沙子，但却对创造性要求不高。这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找到主次是什么，以及为之匹配的适当平衡。
人类最初的学习始于模仿，但到了某个阶段之后，这种模仿便会成为创造力的羁绊。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跨越这种”创造性婴儿期“。硅谷的标榜的许多”创新“，实则远远名不副实，更像是对成功案例的机械复制。这类模仿偶尔能够结出成功的果实，但多数时候都是东施效颦之举。最优秀的投资人与创业者自然深谙此中的差异，而他们之所以能够立足，正是因为成功抑制了对既往成功模式进行拙劣模仿的冲动。真正从无到有的颠覆性创造，无论是白纸上的诗篇，还是屏幕上的代码，其本质必然包含对旧有事物的拒绝与抛弃。创造行为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狂妄自负的情绪，即坚信人类既有成果的总和，并不能完全契合当下所需。所有的创始人和艺术家骨子里都带有这种自负。
这个批评也很经典，很多模仿的创新其实是没走出婴儿期，大多数模仿是没结果的。真正关键的还是颠覆性创造，以及其背后创始人的思维能力、自负能力。
上世纪70年代，丰田高管大野耐一出了一本书，阐述了其革新，并提出了一个对根本原因进行解析的方法。我们大概20年前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并沿用至今。这种探究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穿透表象，找出企业内部不可避免出现问题的根源。表面看来，此方法非常简明直白：首先问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然后继续追问四次为什么。因此，我们将这个方法称为“五问法”。其核心，在于挖掘表面问题背后最根本的工程缺陷。
五问法，带回来学习。
若不是李光耀，新加坡不可能在建国后半个世纪就实现迅速崛起，这是一样几乎无人质疑的事实。正如基辛格所言，在李光耀的案例中，关于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的古老争论已然倾向于后者了。
这个结论很惊艳。大多数伟人的成就都是个人改变了时代，而大多数的人小成就实际是顺从了时代。所以这两个结论其实适合不同的成就者。真正大的成就者，肯定是能造就新时代的。
坚守单一的路径或视角，并主动限制自我选择，这往往是应对公共生活中种种无常变化与严厉最有效、甚至是唯一方式。看似可以随意转向的行动自由，往往不过是伪装的权利幻象，而无论是对一家企业还是一种文化，那种甘愿自我约束、主动将自己束缚于桅杆的决绝，往往才是达成创造性成果的最佳乃至唯一路径。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由创始人领导的公司往往业绩表现更好，这种超常表现，正式因为这些创始人对审美视角的重视，并且有发声与决断的自由空间。
自我约束的自律，往往才能更聚焦和有所成就。这两者可能是互相的，否则没有自我约束就是什么都想参与，没有聚焦，自然也很难做好。这点对我们也十分惊醒。
对集体经验和共同事业的排斥，使得美国及其文化变得不堪一击且极容易遭受渗透。我们的观点是，未来的出路在于调和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其一是对自由市场的坚持，及其对个体欲望及需求的分化与孤立，其二则是人类对集体经验与共同事业的深切渴望。硅谷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他既提供了一种精神归属，也带来了物质上的回报。许多国家也意识到，通过弘扬共同的文化传统，打造共同神话以及树立共同价值观念，他们可以i更为有效的动员民众力量。
自由市场肯定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但也一定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于是就需要集体主义的参与。二者结合才是真正的未来。今天的欧美，自由主义走的太极端了，今天的中国才是二者刚刚好的状态，当然多一点自由主义肯定会更好，至少中国距离最终的大平衡更接近，而不是美国。这正是国运之所在，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