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大脑 重塑人生》2220

一本讲大脑可塑性的经典书,收获很明显。先是在张朝阳和俞敏洪的对谈中提到了这个话题,最近的科学研究结果,也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大脑的可塑性告诉我们后天努力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主观能动性作用发挥的生物学基础。很有帮助。按惯例做些摘录。

大脑有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即决定一件事要花多久时间,所谓的“时间处理”。假如你不能决定这个事件要持续多久,你就不能作出恰当的动作,得到恰好的视、听知觉或作出恰当的预测。

关键期的可塑性及成人的可塑性差别在:关键期时,大脑只要接触到外面世界的刺激就可以改变,因为学习的机制是一直开着的。

这个学习机制一直保持开着的状态是有生物上的原因的,因为婴儿不可能知道什么将会是生活上重要的东西,所以他对所有东西都很注意。只有大脑已经有点组织了,他才知道什么是该注意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人的学习是有时机的,关键期的学习机制很重要,所以很重要的生活经验是在应有年龄做合适的事情。

BDNF最后的一项功能是当它已经完成重要神经联结的强化后,会帮忙关掉关键期。一旦主要的神经回路连接完毕,这个系统需要的是稳定,所以可塑性就比较少。当BDNF分泌得很多时,它会关掉基底神经核的开关,结束不花力气、轻松学习的神奇学习时代,后来,这个神经元只有在关键时,惊异的或新奇的东西出现时,或是我们努力用心专注去学习时才会再被活化。这也解释了自闭症的高癫痫比率:因为BDNF的过早大量分泌,他们的大脑地图还未分化完成,这么多大脑的联结都还没有区分好、增强好、固定好,一旦有几个神经元发射,会带动全脑乱活化。

BDNF蛋白的重要性,关掉学习机制,过多的BDNF反而会导致癫痫。

这个研究打开了生命后期高速学习的可能性。现在可以用电极的方式启动基底神经核,或用注射某种生化物质,或用药物的方式来活化这个基底神经核,你很难想象会有人不被这个新科技所吸引,因为它可以使你相当轻松地学会科学、历史,或某一种专业,你唯一需要做的只是暴露在那个环境之下而已。“刺激基底神经核可以使它再活化来帮助大脑受伤的病人,使那些失去阅读、书写、说话或走路能力、不能再学习的病人(因为他们不能集中注意力),有一个再生的机会。

药物、电极等方式可以重新开启学习机制,这也是适应未来的好方式。

当我们到70岁时,我们已经有50年没有系统化地去动用调节可塑性的系统了。这是为什么老年人学习新语言是很好的事,它增进并维持记忆的能力。因为学习新语言需要全神贯注,它会启动可塑性的控制系统,使系统保持良好状态,对所有东西的记忆都能登记得很清晰。

老年人多学新东西、多学语言可以减缓衰老,不断学习新东西还是有价值的。

“我们创造了这个很奇怪的情境,我们使人们活得很长,长到一半的人会活到不知道自己是谁才过世,我们必须想办法来延长人的心智生命,使它跟人的身体生命一样长才行。”

“Posit Science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他们发现60~87岁的老年人,经过一天一小时,一周5天,8~10周的听觉记忆训练后,他们的记忆从一般70岁老年人的记忆提升到五六十岁的记忆,所以许多人将他们记忆的时钟往回拨了十年左右,有的人甚至可以拨回25年。”

学习让人年轻,要保持年轻和活跃的思维、持续的学习。

人们穿了几十年的鞋子,限制了从脚到大脑感觉的回馈,假如我们是打赤脚,我们的大脑会从脚踩在不同的地面上得到很多的回馈,鞋子是一个相当平扁的平台,把刺激分散掉,而且我们现在走的路面越来越人工化,越来越平坦,这使我们大脑脚底地图的分化越来越不显著。于是我们开始使用拐杖、走路器,或其他帮助我们平衡的东西,我们用补救的方法而不是去练习大脑退化的系统,就加速了这个系统的衰退。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鞋子带来了舒适,却把人通过脚感知脚底地图的功能不知不觉中禁掉了。

浪漫的爱一直到12世纪才得到社会的支持,在贵族和欧洲皇宫中开始流行开来,一开始是没有结婚的男士和已婚的妇女,不是通奸就是精神上的爱恋,通常结局都很凄惨。只有在个人主义盛行、民主观念出现后,人应该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配偶、婚姻自主的观念才慢慢为人接受,承认爱情是一种自然的感情,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许多人花大价钱买的精致美味食物其实是他们小时候痛恨的食物,这些喜好是需要培养出来的。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时代,人们迷恋身体的味道,女人把削了皮的苹果放在腋下,直到苹果吸收了她身体的体臭和汗味才换掉,然后把这个吸了她体臭的苹果送给她的情人,美其名曰“爱的苹果”,让他在离开她之后,可以借着嗅这个苹果来思念她。”

爱情居然都是新生事物。喜好是需要培养的。

色情对成人的影响其实也很大,因为成人仍然有可塑性,那些看色情录像带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大脑已经被色情片重新塑造过了。色情从业者说他们提供健康的快乐,使人们从性的紧张中得到解放,但是他们提供的其实是会上瘾、有耐受性、最后会减少快乐的东西。

人可以对赌博上瘾,甚至对慢跑上瘾。一个上瘾的人失去控制行为的能力,迫切地、不顾一切地寻求那个东西,完全不管负面的后果为何,他们会发展出耐受性,所以会需要更多的刺激来达到同样的满足感,假如他们不能完成这个上瘾的行为,就会产生戒断症状。所有的上瘾都跟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有关,这些改变是长期的,有时是终身的。对已经上瘾的人来说,浅尝辄止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必须完全避开上瘾的行为或使他上瘾的那个东西。”

对成瘾性的新理解,不只是会重新塑造我们的大脑,还会发展出持续的耐受性。

上瘾的人、狂躁的人、坠入爱河的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都对可能带给他们快乐的东西非常敏感,如鲜花、新鲜的空气、一个友善的手势都使他们对人类充满了感恩,虽然以前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不屑一顾,但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期降低了快乐中心的阈,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变得如此美好。我把这种情绪叫作“全面性的快乐感”(golbalization)。

 人在恋爱时,这种全面性的快乐感是很强烈的。在情人的眼光中,世界一切都很美好,情人当然更不可能有任何缺陷。我认为爱情之所以是这么有力量的可塑性改变催化剂,原因之一就在于快乐中心这么容易就活化,使这个人不但用浪漫的眼光来看他的爱人,同时用浪漫的眼光来看整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大脑感受到多巴胺大量地涌出,而多巴胺固化大脑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恋爱阶段所感受到的任何快乐经验,任何与这个快乐经验有关的联结都深深印入我们脑海中,不会忘记了。

全面性的快乐,让人乐观、自信。爱情可以让这个快乐中心活化,观点改变世界。

全面性的快乐感不但使我们从世界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同时使我们比较不容易感受到痛苦、不愉快等负面的情绪。希思的实验显示当我们的快乐中心活化时,会使旁边的痛苦中心和厌恶中心难以活化,过去会使我们不高兴的东西在谈恋爱时反而不会了。我们很喜欢谈恋爱,不只是它使我们很容易就感到快乐,还因为它使我们不容易感到不快乐。

所以爱其实是有化学机制的,而浪漫的阶段其实反映出的是我们大脑的改变,不但是在获得爱情的极乐状态时,同时也在失恋的极端痛苦时。他描述了一个近似“陶醉在浪漫”中的情绪状态:人们觉得心情很好,整晚说话说个不停,有无限的精力、性欲、自尊、自信、热情,但因为他们觉得什么都很好,判断力就不行了。这些都是提升多巴胺的药物(如可卡因)造成的。最近以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扫描正在看爱人相片的人,大脑中有最多多巴胺受体的地方活化了,情形跟吸食可卡因的人一样。”

爱情活化快乐中心,抑制痛苦中心。浪漫是有底层的生物学化学基础的。

在科学上,“去学习”(unlearning)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观念,因为可塑性是有竞争性的,当一个人发展出新的神经回路时,这个回路会变得很有效率,自给自足,就像习惯一样,很难去除或是去学习。假如我们只强化而不去除,我们的神经回路会饱和,实验证据显示忘记或去除现有的记忆是一个必要的行为,让新的记忆在我们的回路中有空间生存。当我们从一个发展阶段进阶到另一个阶段时,去学习是必要的。在青春期的后期,女孩子离开家去上大学,她跟她的父母都要经过一段悲伤和大量的大脑改变,因为他们要改变旧的情绪习惯、日常生活的惯例以及自我的形象。

去学习、忘记也是很重要的能力。所以凡事一定要往前走、往前看,不要固守过去,要去学习、主动忘记,才能更好习得新的本领。

弗里曼认为当我们对情人作出承诺时,大脑中的神经调节器——催产素(oxytocin)会释放出来,让现行的神经联结融化,从而能接受更大量的改变。催产素有时被称为承诺的神经调节器,因为它强化哺乳类动物的关系联结。

催产素并不是在第一只小羊出生时就分泌的,只有在小羊都生出来以后才分泌。这表示催产素扮演着橡皮擦的角色,把母亲和第一只小羊之间的联结擦掉,使母亲可以跟第二只小羊形成联结。催产素可以把习得的行为擦洗掉,这已经使科学家称它为“失忆荷尔蒙”(amnestic hormone)。弗里曼认为催产素融化了原来负责依恋作用的神经联结,使新的联结可以形成。在这个理论里,催产素并没有教父母亲如何去带孩子,它也没有使恋人互相配合或对彼此温存,它是让他们可以学习新的行为模式。

催产素可以擦出习得行为,让人往前走。经历爱情,彼此承诺,彼此放入心扉,是需要催产素的。

可塑性使我们的大脑有独特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不同,因此反映生活经验的大脑当然也不同,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跟我们有同样的观点。但是生命的延续需要彼此的合作,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是像催产素这样的神经调节器,它有能力使两个相爱的人经过一段很强的大脑可塑性时期,使他们相互影响,塑造彼此的意图与看法。大脑也是一个社会化的器官,所以必须有一个机制,时不时校正我们太过个别化的倾向,让我们不要过于自我中心,只顾自己。

大脑的特殊功能在于其独特性,人和人的大脑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可以互相影响为同类。反过来看喝酒容易让人交朋友,可能也有类似的暗示或生物过程,像催产素一样让人变的一致。

性经验最深的意义不是在快乐,不是生殖,而是在提供一个机会去克服唯我主义者的鸿沟,不论有没有人要进来,至少做到打开了门,所以建构互信的其实不是前戏,而是后戏(after-play)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居然是这么个用途,敞开心扉。

任何治疗中风病人的方法都必须同时顾及大脑大面积的损伤及习得的无用,因为习得的无用可能遮蔽了病人复原的能力。只有先克服习得的无用后,他才能评估病人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陶伯认为即使中风后,使我们能够做动作的运动程序可能还保留在神经系统中,所以他必须对病人使用他对待猴子的方式:限制使用好的手臂,强迫瘫痪的手去动。陶伯根据他的可塑性研究,发现了一些训练法则:训练的项目越接近日常生活用到的技术,效果就越好;训练应该慢慢进阶、循序而上;训练应该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即所谓的“大量练习”,他发现短时间内大量练习远比时间拖得长、次数不频繁的练习效果好。

中风病人的另一种康复机制。

每个人都有烦恼,因为我们是智慧的动物,所以才会担忧。智慧的本质就是预测,它使我们能够做计划、定策略、敢梦想、可以形成假设,同时也使我们担忧,预期坏的事情要发生。但是有些人比别人更会担忧,他们担忧的事不见得都是真的,事实上,想法“都在他们的脑中”,所以逃避不掉。

抑郁症的担忧源自于脑,会特别悲观,这个是可以改变的额。

在病人承认他的忧虑其实是强迫症的症状后,下面关键性的第二步就是重新聚焦到一个正向、有意义、可以带来快乐的行为上,只要他一发现自己的强迫症又发作了,就要马上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目标上。有别人加入的任何活动,都可以帮助病人重新聚焦。用重新聚焦的方式,病人学习不再困在跳不出的偏执内容中,而是绕过它、避开它。我建议我的病人去想用进废退原则。每一次他们去想那个症状──认为细菌会造成威胁,他就强化了偏执的回路。但是绕过它时,慢慢就可以不理它。强迫症是你越做,就越想做;你越不做,就越不会想去做。

用进废退,大脑的基本原则。既可以用来治疗过度担心和焦虑,关注废退,也提醒我们要专业上用进。

但是最令人惊讶而且对学习新技能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发现这种可塑性的改变是以一星期为周期循环的。帕斯科-里昂认为,星期一和星期五的地图的差别说明了二者有不同的可塑性机制。比较快速的星期五地图的改变强化了现存的神经回路联结,揭开了过去被埋葬的途径;比较慢、比较永久性的星期一地图的改变显示全新结构的形成,可能是新神经元联结的分叉和新突触的形成,它是长新芽而不是强化旧有的。

有趣的观察。大脑两方面发挥作用:记住、擦除。

心理学家安德斯·艾瑞克森(Anders Ericsson)专门研究专家的发展及形成,他认为像加姆这种人仰赖长期记忆来帮助他解决数学问题,而别人用的是短期记忆。专家不储存答案,但是储存重要的事实及策略,使他们可以快速得出答案。他们可以立即提取这些事实和策略,好像它们就在短期记忆中一样。用长期记忆来解决问题是许多领域专家的共同点。艾瑞克森发现要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通常需要10年的专心练习。

专家用长期记忆来解决问题。专家存储重要事实和策略,可以快速形成答案。

我们的大脑并不是真的以这种处理特定感觉输入的方式组织的,我们的大脑是以一系列特定运算符(operator)的方式组织的。运算符是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运算符理论是根据1987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的神经元团体选择理论发展而成的。任何大脑活动都是神经元团体中最能干的被选去做这件事,能者多劳。这个方式很接近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也就是神经达尔文主义,根据埃德尔曼的说法,就是各个运算符之间不停地竞争,看哪个最能够有效处理在某个情境之下某个感官送来的信号。

大脑内部的竞争机制,神经元也是竞争上岗。

我们以前都把想象看成一种神圣、纯洁、不可侵犯的非物质性的东西,与我们物质的大脑没有相干,现在我们不太确定应该从哪里开始画这条切割线。你的非物质心智每一次想象时都会留下物质的痕迹。你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在微小层次上改变大脑突触的生理状态。你每一次想象移动你的手指在钢琴琴键上弹奏时,都改变了你大脑里的卷须。

每一个想法都会在大脑里留痕。所以有善心才那么重要。

有几十个研究显示睡眠帮助我们巩固学习和记忆,而这影响大脑的可塑性改变。当我们在白天学会一个新的技能时,假如我们晚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这个技能的表现会更好。梦可以解决很多白天解不开的问题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睡眠好为什么如此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用好睡眠来做很多好事情。

 增加新神经元最有效的方式是在跑步转轮上跑。在跑转轮一个月后,老鼠海马回新神经元的数量增加了一倍。盖吉告诉我,老鼠并不会真的在转轮中跑,它们只是看起来在跑,其实只是走得很快而已,因为轮子的阻力很小,稍微一着力就开始转。盖吉的理论是:在自然环境中,长期地快走会使动物进入一个新的、不同的环境,新环境需要新学习,撞击出他所谓的“预期的细胞增殖”(anticipatory proliferation)火花。

新的环境可以激发神经再生,与梅策尼希的发现相符,为了使大脑保持最佳状态,我们必须学习新的东西,而不是每天重复已经做得很熟练的事情。在这些实验上,我们看到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快走会进入新环境,带来新成长,还是要户外多锻炼、多旅游,行万里路的重要。

第二个方法可以增进海马回的神经细胞数量:延长既有神经元的寿命。研究团队发现学习去玩其他的玩具、球和长的管子,并不能产生新的神经元,但是可以使这个区域的新神经元活得长些。高尔德也发现,即使在缺乏丰富刺激的环境中,只要是学习,都可以延长干细胞的寿命。所以运动和学习是互补的:前者产生新的干细胞,后者使它们的寿命延长。

运动和心智活动可以产生新神经元及维持旧神经元的生命。现在也有很多的实验确认心智活动越活跃的人,他们的大脑功能越强,我们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常跟别人来往,社交生活越丰富,每天运动的量越多,受到的心智刺激越丰富,我们越不容易得阿尔茨海默病或老年痴呆(dementia)。

但不是所有的心智活动效果都一样,研究发现只有真正全神贯注的活动才会减少心智退化的概率,例如学一种新的乐器、玩桥牌、打麻将、阅读和跳舞都可以帮助神经元的活化。

运动+学习的绝妙组合,运动带来新细胞,学习延长他的寿命。掼蛋也是学习。

从他的研究中,格拉夫曼找到4种可塑性。第一种是“地图的扩张”(map expansion),即上面所说,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边界的神经元实时地作出工作性质的改变,以处理当下的工作。第二种是“感官的重新分配”(sensory reassignment)。当一种感官被阻挡了(如眼盲),这种情形就会发生。当视觉皮质没有正常的刺激进来时,它可以接受其他感官(如触觉)送进来的新信息。第三种是“补偿性的欺骗”(compensatory masquerade),这种可塑性是来自大脑可以用不只一种的方法去执行一个作业,例如有人用地标来认路,有人可以用方向感来认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空间方向感。假如他们因脑伤而失去了空间方向感,还可以回头去用地标来达到同样目的。第四种可塑性是“相对应区域的接手”(mirror region take-over)。当一个脑半球有些地方不能正常工作时,另一个脑半球相对应的区域可以把这项工作接过来做,虽然可能做得没有原来的那么好,但是它可以调适,尽量做得跟原来一样。

四个方法的可塑性,让我们通过主动方式可以更好管理自己的大脑。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埃德尔曼指出:光是人类皮质就有300亿个那么多的神经元,可以产生1000兆的突触联结。埃德尔曼写道:“假如我们考虑所有可能的神经联结,看到的会超越天文数字:10后面至少有100万个零(目前宇宙已知有10后面79个零那么多的粒子)。这个数字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大脑可以被称为宇宙间最复杂的已知物体,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不停地、大量地做微结构的改变,能够做这么多不同的功能和行为,包括不同的文化性行为。

神奇的大脑,新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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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维艰》2219

研究新中国的五次路线转型,三对两错。对于理解当下的中国还是很有帮助。按惯例

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下还在第五段历史,或者已经进入了第六段了,希望是在前者。

中苏分裂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忽视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实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也是一场社会大试验,在这一点上与“大跃进”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

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在意识形态,苏联倒后,我们势单力薄,但接过了正统,于是是一轮轮的整人。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做总结讲话时,他又说,要用一二十年时间“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21]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在东北老解放区出现,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开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经营困难。”

新民主主义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时代,难得的美好时光,可惜被加速的公司合营终结了,也是被野心所终结了。

计划能否实现,还取决于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能否到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心存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心中国走“铁托式”道路。即使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没有消除斯大林的怀疑。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才得以改变。周恩来说过,“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改变了”。毛泽东也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

全面苏化的时代,重工业当头的时代。

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

大仁政就是举国体制,牺牲一部分人,做成几件事。

虽然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开始时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需要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样一个涉及6亿多人口的社会大改造,竟只用了4年时间,即在1956年就完成了,比原来设想整整提前了11年!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高潮”不是4年,而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初级社转高级社更是在两三个月内“一下就轰上去了”。

一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竟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农村高级社基本上是苏联集体农庄的中国版,实行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的经营方式;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同于国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合作化后,形成了第一代城镇集体经济;城镇人口就业统包统配,形成“铁饭碗”制度;“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117]国家统配物资从1952年的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中央直属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

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出,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普及了。

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律,欲速不达。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6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从集体领导到个人决断。

“当时有一些形象的说法,比如,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没过去好吃了,王麻子剪刀没有过去快了。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合理;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内有不合理之处。要使两个方面都合理,就应当在国家市场指导下允许自由市场存在,没有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10]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这是一种改良型计划体制的构想,即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允许少量非公有经济存在。陈云的主张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认同,在八大决议中也有所体现。”

八大思路事后看是好的,可惜被卷入政治斗争了。

“5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出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除涉及物价、外交、肃反三项,要求党报继续刊登“鸣放”言论,引右派出头,以“暴露其反动面目”。[51]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直接部署反击行动。他在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地领导人回去赶快收集右派们的言论,他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贵”。[52]中共高层是把反右作为一场大战来打的。《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直到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仍然要求“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并“登在报上”。[53]其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查,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

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了。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放卫星、办食堂、军事化、撤村并户、男女分住,消灭家庭等做法,都是干部们“创造”出来的。当闯出乱子后,许多人为保全自己或迫于压力而隐情不报,导致真实情况不能上达,延误纠错的时机。每个人都成了高速旋转战车上的一个部件,每个人的行为似乎都能找到理由,又都无法对其后果负完全责任。“大跃进”的失控是运动式经济的必然结果,消灭了市场又破坏了计划,用行政命令指挥经济,混乱接踵而来。”

“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不只是领导因素,也是群众的非理性所致,也是一场狂欢,只是没在股市发生。这样的历史再人类史上,比比皆是,每一场泡沫都摸不如此。

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现象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64年12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客观问题是很难用主观意志就改变的,还得配齐客观条件才行。强调主观能动性很容易,但要做到,是需要客观激励的配套的,不能靠自觉。这个毛病,我也有。

“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1953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存废,1956~1958年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莫不如此。原因在于,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毛泽东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意识形态裁量权是个大问题。所以争论还是要就事论事,不要进入主观意志的领域。

“刘、周、邓等人是否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是大可怀疑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在建党之初就写进了党纲。应当说,这种理解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本意,《共产党宣告》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中共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即使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很多年不提了,也就不提了。

“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起点上,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逆料中国的改革能走这么远。从这里开始,逐步放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封闭式现代化转向开放式现代化的新模式。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中共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目标。”

远离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回到经济建设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德国、日本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都是在十几年时间实现的。这增加了领导层的信心,它们可以做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未来23年实现现代化?当时日本、西欧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考虑,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争相要借钱给中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从头摸起,可以“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因为有国际经验的参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体制模式的问题所在,催生了改革的冲动和共识。

还是要借鉴别人走过的路,不要硬创造。

从1978年7月开始,各省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司令、政委纷纷表明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态度。正是这场舆论战,突破了拨乱反正的禁区,推动了1979年后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平反的范围从文化大革命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乃至1920~1930年代根据地时期和1940年代延安时期的历史老案。

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邓小平1980年8月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如果说党内高层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那么对实行法治则有高度的共识。一方面,作为“文革”中的受害者,他们普遍地尝到了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厉害,尝到了无法无天局面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仅仅以政策治国难免多变,只有健全法制才能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来之不易啊。

“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仍然是1950~1960年代出现过的所谓“一线、二线”格局。胡、赵处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人处于二线,最终决断权在二线,核心是邓小平,其次是陈云。邓有足够的权威来整合党内意见,排除阻力并控制风险。当然,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决策须在党内特别是在元老间取得共识。”

一二线的权力结构也不错。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邓小平时代肯定是精英主义取向的。邓小平深知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1978年他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决定恢复高考、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公派留学生制度、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1980年,中共中共取消“文革”中从工农兵中选拔脱产干部的做法,改为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选进领导班子,逐步改变中共干部队伍的构成。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确立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点燃知识分子的理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中共与知识分子的一段蜜月期。

精英治国。

“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

非常经典的总结,我们远谈不上计划经济,是政策经济、命令经济。哈哈。

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很难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强大阻力,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三大原则,第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反过来说就是三大戒律:一不能搞搞私有产权,二不能搞市场经济,三不能搞雇工剥削。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几乎不可逾越的。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起步所以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在于它的目标模糊性。然而,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关于改革方向的激烈争论不断出现。许多在初期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后来越来越趋向保守,质疑改革,根源就在于改革触动了上述信条。

目标不是越清楚越好,看历史,正确的路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我们也如此。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贵和强势集团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应当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但愿这会是接下来的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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