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读的一个大部头作品了，李先生的上下两部回忆录。夏天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读完了这部书，真实十分喜欢这个地方，现代文明和东方文化结合的相当不错。李先生也不愧为一代圣主，所思所想既有历史高度、哲学思考，又能兼顾现实，非常务实。这就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照例做些摘要。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囹。
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商人详述了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一个仅有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他们反应良好，因为我不是伸手向他们求援。他们对新兴独立国的领袖伸手求助，早已习以为常。我注意到，我这种“不靠讨饭钵”的作风博得他们的好感。
服务于投资者、创造更好条件的定位十分关键。这就是新加坡的制胜法宝，未来也可以做个重点。这个看法和定位，估计也可能是全世界独一份的了。这么定位还这么宣传，难怪经济能发展起来。
早在1965年独立后不久，我和吴庆瑞就认定，新加坡不应该设立兼具印制和发行货币权的中央银行。我们决意不让新加坡货币在强国货币的挑战下贬值，对美元尤其如此。因此货币局保留下来，只在拥有等额外汇储备做后盾的情况下，才发行新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拥有中央银行的一切权力，但没有货币发行权。
我们决定不要推行中央银行制，而是继续保留货币局，发行的每1元都有百分之百的外汇储备金做后盾。财政部长林金山表示对新加坡货币的实力和稳定有十足的信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少不了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纪律。”“新加坡的每一个财政部长都坚持一大基本原则：除了经济衰退时期，支出都不超过收人。
非常聪明的办法。不只是货币不要随便发行，还要坚持良好的财政政策。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既要有效率，还要兼顾公平，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难。但只要想做，新加坡还是有办法。
当然，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负责任或能力不足的人。在新加坡，这些人占人口5％左右。对这5％的人来说，任何资产，无论是房子还是股票，都会化为乌有。我们尽量设法不让他们最终住进收容所，而是尽可能让他们能够独立生活。更重要的是，设法拯救这些人的子女，使他们不再重复上一代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生活方式。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只有那些十分需要援助的人才获得福利照顾。
总是有这样的人，虽然占比少，也需要被考虑到。同时还必须考虑他们的子女。
我们倘若不积极推广使用华语，双语政策就不能在华族学生身上奏效。讲华语的家庭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数字还在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讲英语的家庭也从1988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新加坡的华语原来并不是自然而然，居然也是努力的结果。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那个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
防止贪腐其实也没那么难，关键是坚持。贿选就是贪腐的开始。
我答应免去新加坡和巴淡岛之间人们和货物往来的一切繁文，方便巴淡岛接驳新加坡的经济动力网络。但是，真正在巴淡岛进行投资的，必须是商人本身，他们得自行判断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有利可图的。印尼新闻界花了好几年时间才了解这个道理，因为印尼的主要计划，无论是钢铁厂、石油化学厂或水泥厂，向来都是政府的投资成果。我必须再三解释，新加坡政府只能推动新加坡和巴淡之间资金、材料和人临的流通，我们可以鼓励企业家进行投资，但是无法指示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尝试说服苏哈托让所有只生产出口产品的投资商在巴淡享有100的外资股权。
新马之间的大不同，新加坡是用心服务投资人来招商，马来西亚是非要享有控股权，简直了。今天的国内招商，有的地方是新加坡思路，有的地方还是马来西亚思路。
1967年，马来西亚解散共有的货币局后，货币局原班成员马、新、文都同意，三地新货币可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这项协议后来在1973年取消，而文莱老苏丹却决定继续维持同新元之间的协议――按票面币值对等互换。他和本区域其他苏丹完全不一样，他最节俭。他为文莱建立了严格理财的概念，开始累积大笔资产，并交由设于伦敦的皇室代理局管理。
文莱也是个独特而优秀的所在，富裕不只是资源原因，更多会是政策因素。
越南于1975年力挫美国攻下西贡后，被第三世界国家当做英雄一样崇拜。如今，他们公然违抗国际舆论，欺压弱小邻国，成了世界恶霸。他们卷入了一场游击战，命运就同美国在越南一样，受困于根本赢不了的混局中，无法脱身。他们在柬埔寨泥足深陷了足足7年，直到1989年9月才撤离。
越南居然还主动攻打过柬埔寨，那怪是世敌。
我和拉贾拉南坐在一名粗壮的尼日利亚男子对面。他是费斯图斯酋长，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长。同他的谈话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他即将退休，还说自己为国家付出的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得打理自己的鞋厂生意。他以财长的身分向人口鞋子征税，这样尼日利亚才能生产自己的鞋子。我和拉贾拉南对此感到难以置信。费斯图斯酋长的胃口很好，从他圆鼓鼓的身材可见一斑，不过，色彩缤纷的尼日利亚长袍，配上一身金饰和一顶灿烂夺目的帽子，倒是高雅地掩饰了他的身材。那晚临睡之前，我已经认定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根据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游戏规则。抵达阿克拉三天后，东道主告诉我们，拉各斯发生了血腥政变。阿布巴卡尔总理遭暗杀，费斯图斯酋长也难逃劫数。
尼日利亚的贪腐已经是历史了。从上到下，从几十年前到现在。
多年来，英国中上阶级的非长子在英国没有继承父亲的庄园，他们于是来到新西兰，在那里拥有了大片牧园农场。他们养牛牧羊，种植小麦以供应祖国。那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新西兰发展了一套先进的福利制度，这使新西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水平与素质都堪称世界一流。战后物资短缺导致粮食价格高涨，新西兰人因此发了财。
新西兰发财居然是二战的国难财。
或许一切错在制度。印度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实行国家计划和管制，换来的却是拖累国家发展的官僚作风和贪污风气。当初若推行下放制度，更多像班加罗尔和孟买那样的中心，就有机会崛起并繁荣发展。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们的等级制度，这是唯才是用制度的宿敌――每个等级都要求在每一个机构里占有一院的位置，不管是印度行政官的录用或是大学的学额。第三个原旧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使双方都更加穷困。
印度的问题也是很复杂，从等级制度到官僚贪腐，还有冲突和战争，不一而足。
锡兰在1948年独立，成了渐进式的独立的典型例子。然而天啊，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在历年的访问中，看着一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国家逐渐走向没落。一人一票制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占人口多数的大约800万名僧伽罗人，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多数票击败200万名贾夫纳泰米尔人。官方语言从英语转为僧伽罗语使泰米尔人吃亏。它原本是个没有官方宗教的国家，僧伽罗人现在却把佛教奉为国教。身为印度教徒，泰米尔人感到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用晚餐时，一位学识渊博却愁容满面的僧伽罗长者向我解释说，在推行民选制度的情况下，锡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是无可避免的。僧伽罗人要成为老大，他们要从英国人手里接过茶园和椰园的管理权，要从泰米尔人手中夺过高级公务员的控制权。他们不得不上演推崇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的悲剧，并为此付出沉0重的代价。
斯里兰卡的历史教训，很多人无知其实是因为不懂历史。从历史上看，独立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矛盾需要缓解，而不是是被激化，激化之后几乎无解。
蓬皮杜为人友善乐天，乐于同来自远方一个叫做新加坡的陌生地方的访客交流。他强调，法国不单是在时装、香水和葡萄佳酿方面领潮流之先，在70年代，他要世人一提起法国，就想到优质的法国化学产品、高科技机械、工程项目和飞机。他爱好哲学，花了20分钟跟我谈论亚洲人对黄金的看法。黄金如果失去支撑币值的功能，跟其他商品无异，人们还会把它当做贵重的宝贝吗？我非常肯定地回答说会。几千年来，华人经历了历史上无数干旱、洪灾、战争和其他灾难所带来的蹂躏和饥荒，他们了解黄金的价值――坚不可摧、亘古不变，又有偿还债务的代用价值。日本占领新加坡三年半，再次提醒人们重视黄金的价值，人们记忆犹新。我告诉他，即使出现超通货膨胀，一两（比一安士稍多）黄金照样能养活一家人一个月，还能同时购买药物和其他必需品。我讲述的这些情景似乎肯定了他个人的看法。
黄金的价值，李先生很早就十分坚持。
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槁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苏联居然也是如此。贪腐的地方都一样。
严重的错误要解决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举棋不定。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明智得多。
苏联和中国的做法皆然不同，苏联的政治改革先行出了问题，中国先搞经济才是对的。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钱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说，英法两国分别让40多个前英国殖民地和25个前法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并为这些国家制定西方式宪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它的结果在亚洲乃至非洲都很糟糕。就连美国，也无法成功地让菲律宾这个殖民地，在1945年回复自由50年后的今天，成功推行民主制度。我认为，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
民主可能只适合中产阶级，穷人不需要，富人也不需要。没有中产搞民主，本身可能就没什么意义。
我说，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但是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则大多相信政府无所不能，在家庭结构崩溃时足以履行家庭固有的义务，未婚妈妈的现象就是一例。东亚人不行这一套。新加坡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
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家庭角色不可能被政府替代。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以保障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政治体制。它需要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让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民，愿意彼此合作共存。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还可能附属于一系列机构组织，例如为促进某种共恫利益的志愿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各类自助团体。我相信一个民族惟有培养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少数人能够接受由多数人做主，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同时耐心地和平地等待机会，以说服更多选民支持他们的主张，使他们能够组织政府。把民主制度强加给那些传统上你争我斗，至死方休的国家是行不通的。韩国就是一个例子。不论当家做主的是个军人独裁者或者是民选总统，韩国人都要上街斗争到底。台湾则是会场里频频上演铁公鸡，街头也一再发生殴斗事件。这种种现象，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上的差异。每一个民族终究会形成各自具有不同代表性，符合本身习俗与文化的政府。
自由民主的前提很关键。
但是大陆籍精英阻白，长远来说，他们在台湾处境困难。他们是人口中的少数，只占大约15％。原本由大陆人和大陆人的后代占绝对多数的武装部队官兵，逐渐由台湾本省人取代，这个趋势已是无可逆转的了。本省人在全人口当中占了85％，蒋经国和他的资深亲信何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选用本省人的时候格外谨慎，只用最可靠和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延续他们的政策，坚决同大陆共产党对抗，却绝不主张分裂争取“台独”。对大陆人来说，“台独”是不能容忍的。然而叫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李登辉竟会如此迅速地通过民选制度，由“国民代表大会”贯彻到“立法院”，把政治权力重心一下子转移到占全人口85％的台湾本省人手中。他彻底地改变了国民党，最终搞到许多党员群起退党成立“新党”，也因此使国民党元气大伤，权力大为削弱。
民选制度总是把旧创伤重新揭开。加深了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为了争取90％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客往往向选民强调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省人，在竞选活动中以上语闽南话发表演说，讥讽敌对的大陆人不懂得说闽南话。他们有些甚至就大陆人对台湾的忠诚质疑。
台湾的问题李先生看的十分清楚。人口是决定性的关键，本省人和国民党的矛盾很深才是关键。
因为对亚洲的发展情况有所认识，我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建立好政府，非有优秀人才不可。不论政治体制有多好，差劲的领袖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相反，我见过好些社会，尽管缺乏健全的政治体制，却管理得很妥善，正因为有优秀强悍的领袖当政。我也亲眼看着80多个前殖民地，虽有英国法国亲自为它们制定宪法，却多数以失败告终，原因不是宪制出了问题，而纯粹是由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先决条件并不存在。这些国家无一拥有一个公民社会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权威的文化传统。这些民主传统要在群众中扎根，还得历经好几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李先生的观察才是真正务实到位的。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起用能力不强的人掌管一个部门，我就必须不懈地予以督促，协助检讨问题，扫除障碍，最后总还是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反之，只要选对了人，就犹如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把部门交托给能人掌管之后，我只需清楚阐明目标，指定完成目标的时限，对方自有办法如期完成任务。
精英治国才有未来。美国的体制一定程度上是有这个优势的，中国的也是，这也是中美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我也向跨国公司的总裁讨教，了解他们怎么招募和提升高层人员。这当中，我认为英荷石油公司――壳牌――的任人方法最好。他们集中确定所谓“目前评估潜能”。这是由三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分析力、想像力和务实感。三种素质兼具，就形成一个人的主要特质，壳牌把它称为一个人的“直升机素质”，既能从宏观的角度鸟瞰事情和问题，又能确认关键细节，调整焦距对症下药。
好的人才既要务实，还要会分析、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