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数不多虽然是喜欢的主题曾一度读到烂尾，还能最终读完，感觉还有所收获的书了。最早是疫情开始时买的，出差带了几次却越来越读不下去，读到三分之一不到就烂尾了。最近几天开始重读的时候还能发现当时的登机牌夹在书中当书签，这几日阳性在家，正好前阵子读完Chip War，对光刻机这段故事还是很有兴趣的，继续读完了。必须要吐槽的是，这种所谓调查记者写的书，很多都是过于细节，没有历史的宏观感受，这些陌生的细节虽然有不少有趣的部分，但大多数是味同嚼蜡，要换一个好点的作者来写，估计这本书的篇幅至少能少一半，前期的烂尾和作者的这个风格也有关系。但其实需要调整的是自己阅读的方法，这种书不适合读的太细。
读完之后真正让我感兴趣的反而是ASM这家公司以及其创始人Arthur老爷子了。如今的ASML虽然名字中还有ASM，却上世纪90年代就和ASM没有关系了，ASM今天还运营着半导体前道沉积设备公司ASMI，一家市值百亿欧元的公司，也依然是半导体后道封装设备ASMP的大股东，50亿美元左右市值。和今天2300亿美元市值的ASML相比，这两个加一起还不及其零头。即便如此，Arthur老爷子是半导体设备行业的卓越功勋了，眼光很独到，做事情也很到位，但结果而言，还是逃不脱时也、运也、命也。
书中有很多有趣的历史瞬间和故事，照例做些摘录。
Aruthur 1931年生于印尼，父母都是荷兰公民。二战期间被关在拘留营，战后搬到荷兰，学了化学和经济学。1958年在哈佛商业院读完后，到西岸发现了新型产业机会——计算机芯片。60年代成立了先进半导体材料公司，就是ASM，希望用新型材料提到锗。71年遇到Fico工具的创始人，开始代理其封装设备。75年设立了ASMP，主要做封装业务，76年设立了美国公司并于81年在NASDAQ上市，成为其第一家上市的非美国工业企业，融资1600万美元。83年他被评为荷兰年度商人。
61年的时候Aurthur才30岁，到1981年美国上市，看似很快。实际却是二十年，那时候也已经五十岁了，不禁唏嘘。无论如何这段经历其实已经够传奇了。
83年6月底，飞利浦和ASM的合作取得很大进展，ASML的名次首次出现，有人建议他们股份定为ASM领导项目持股40%，飞利浦和MIP（国有基金）各30%。Arthur知道 这个合资企业将高度依赖Natlab的专业技术，ASM内部没有。克鲁伊夫坚持只有飞利浦获得至少50%的股份，他才能授予ASM访问Natlab技术的权限。最后他们同意平分股份。
这个判断不得不说还是非常敏锐的，技术是核心，不是股权是核心。这个架构事实上多次挽救了ASML。
1984年，斯密特在SEMICON West展会后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荷兰。但是当他回顾在旅途中学的一切时，看到隧道尽头有一丝光线若影若现。在展会上，每个人都在尽力维持摩尔定律，考虑如何制造下一代的机器：如何从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显然未来几年内，芯片线宽将缩小到1微米一下，晶圆也将从4英寸到6英寸。如果展会透露了什么明确的信息，就是：还没有找到这种芯片的光刻解决方案。
这一发现激发了斯密特。作为一名航空狂热者，他研究过航空业的整合。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全世界有50家飞机制造厂，等到他博士毕业，就只剩几家了。在ITT工作期间，他还见证了电信业的技术变革。他知道一家新厂商在成熟市场是没有机会成功的，除非这家厂商可以取得很大技术突破。
他知道从LSI到VLSI的转变带来了机会，可以完全改变既定的市场秩序。从那一刻起，摆在斯密特前面的只有两个选择：ASML要么在开业前就关门，要么押注于两年后交付一台VLSI光刻机，征服市场。
Arthur能发现斯密特无疑是极其明智的，正是斯密特的商业嗅觉给公司未来打下了基础。否则就没有这段传奇，只是另一个大公司分拆业务失败的故事了。
1985年的SEMINCON展会，ASML的工程师们担负着一项不同寻常的任务：了解关于GCA的一切。掌握信息不那么容易，GCA和尼康都在精心保护他们的技术，只有真正的客户才能进入房间了解产品。不过这些荷兰工程师通常在等客户的时候假装闲逛，偷听下相关内容。出差报告中显示，每家光刻机公司都有一个机械晶圆台，比ASML的电动晶圆台的精度低很多，他们可以得出令人放心的结论：还没有一个系统真正为VLSI芯片做好准备。同样清楚的是，对手并非坐着不动，他们需要加快速度。
这段还是非常精彩的，即便有杀手锏，也要小心观察竞争对手的动向，这种观察给自己的工程师很大的学习机会和信心激励。
罗杰斯在1983年34岁时成立了Cypress，两年内他获得了4200万美元的风投。1986年上市前的展会上遇到斯密特时，说“你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机器，但如果机器搞砸了我的项目，要我跳楼的话，我想确保你也一起跳。所以，你必须购买我公司的一些股份”。回到荷兰后，CFO立即向NMB银行询问是否愿意向ASML提供几百万美元的贷款，NMB银行代表ASML买了这些股份，但需要在他的银行托管。银行行长和斯密特一起向ASML董事会隐瞒了这笔交易。
创业不易啊，ASML也不例外，产品虽然做出来了，卖出去没那么容易。这些不合理的要求不满足不行。
亨德森总结了GCA的主要问题：公司快速增长，客户投诉多，业务缺乏主次，使得高层无法有效指导产品开发。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很快造成了亏损，1981年，公司除了19个光刻机项目外，还有40个研发项目。光刻机带来了80%的收入和100%以上的利润，但只能拿到1/3的研发预算，公司成为了一个几乎无法管理的组织。高管们确保GCA不会错过下一代光刻技术，决定开发电子束直写机，犯下大错。
技术路线面前，龙头的选择未必一定对，GCA就是这样。
潜在客户都注意到了ASM和飞利浦的艰难处境。ASML和AMD的订单谈判中，桑德斯将AMD的订单已经推迟了几个月，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现在他要求飞利浦作为ASML的担保人。斯密特知道，这样的承诺只能是幻想，母公司没有理由来帮助ASML。对飞利浦来说，ASML只是剥离出来的一个失败的项目。幸运的是，飞利浦一个董事愿意给AMD写一封内容虚无但措辞优美的信，万幸的是AMD接受了。
这就是商业的美妙和奇妙之处——永远有解。看似难缠的客户，过分的要求有时候被适当应付一下也能解决。我想那天肯定是AMD的老板有什么好事，一开心就同意了。
1988年初，ASM的财务情况跌倒谷底，ASML是其沉重的负担。在1987年2300万的亏损中，ASML带来了亏损800万。Arthur已经无计可施，只有卖掉公司的部分产品线，才能维持运转。ASM Ion Implant公司被瓦里安收购，ASMP在香港上市。ASM和飞利浦已经对ASML投资了6500多万美元，飞利浦还额外借了1200万美元。最后ASM不得不出局，飞利浦承担ASM在ASML中的股份和债务，Arthur的3500万美元投资打了水漂。为保证ASML独立运作，飞利浦成立了一个组织，由NMB银行取代ASM，飞利浦正式放弃控股权。
ASM虽然出局了，ASML无疑是幸运的。无论如何，活了下来。
1987年，TSMC成立时，飞利浦以芯片技术和设备获得了其27.5%的股份以及5800万美元。在台积电，ASML遇到一种典型的亚洲态度：客户拒绝为服务支付费用。1988年底，台积电刚完成机器安装工作就发来传真：他们需要17台新机器，因为他们的工厂被烧了，这对ASML就是一场及时雨。台积电将所有光刻机送回了荷兰，有几台受到了很小的烟雾损害，很多机器很容易修好。1989年，TSMC的保险公司成了ASML当年的最大客户。
ASML和TSMC的合作谈不上TSMC如何的独具慧眼，至少最初还不是。这场火灾也真是巧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