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读书上比较认真地读完了这部大部头的书，不得不承认郑永年老师的分析还是比较独到和透彻的，有那种“吾道一以贯之”的感觉。站在这个特别也不特别的历史点上，好好做些笔记和思考，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些问题透彻地解析出来之后，是需要持续思考跟上的。按惯例，做些摘录。
一、中国的三层结构：政治、经济和平衡
以党领政+决策、行政和监督的内部三权分工机制既是新常态，也是千年历史的继承，没什么特殊的，是需要适应。今天巡视带来的问题，也不过是为了发现问题而去找问题的问题，有些矫枉过正，但可以理解。未来的这类制衡会永久化。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至十九大这种结构性变化已经成形，并且表述在制度层面了。简单地说，中国形成了“以党领政”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基本制度构架。为了实现政治过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个过程被分成三段，先是决策，再是执行，然后是监察。
监察越频繁，执行权越难行使。一旦监察机构进入检查，最重要的事情也得停下来，全面配合监察机构的工作。监察越频繁，执行权就越难行使。总之，如果监察权没有节制，执行权就会受更多的制约，甚至被废掉。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现问题，但如果为了发现问题而去找问题，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十八大之后政治领域反腐败斗争重点在“官”，那十九大前后反腐败重点已经覆盖经济领域的“商”。正如政治领域反腐败重点在于反政治寡头（或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经济领域反腐败的重点也在于反经济寡头
顶层国有+下层民间+中间红顶商人，资本结构在历史上一直就是如此。至于我们自己的策略就是做好民间的事情，中间这一层看缘分和运气，要保持距离。
中国从汉朝到今天几千年，可以说是“吾道一以贯之”，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混合经济体，它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市场，或者有三层资本。顶层的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的是自由民间资本，还有中间层面，就是国家和民间互动的部分。
国进民退在长期历史上是比较平衡的，只有局部的短期失衡。要对民营经济保有信心，未来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洞察。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经济国家主义化，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被管控甚至消灭，包括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除了这四个时期，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基本上都是相对平衡的。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今后还会是这三种资本、三层市场，往前发展。
使命党的独特理解
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使命，为了权力而掌握权力，就必然走向衰落。就是说，中共是通过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其政治合法性而执政的。
中共总是把这种使命置于生存和发展的首要位置，在这个使命的背景下才考量形成怎样的领导集体。在这个使命驱动下，中共形成了“以事设人”的选拔制度。这里的“事”便是使命，“人”就是领导班子。
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强调“中国梦”“民族复兴”“四个全面”等，所有这些都是执政党在新的时代赋予自己的新使命。
二、未来方向：高税收，更加开放
明天的特征之一是高税收，之二是更加开放的竞争。
中国社会收入已经高度不平等、社会严重分化，国家需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会趋向高税收方向发展。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没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就会缺失基础。
人们不应当误解目前西方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西方资本不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什么情况，资本扩张的本质不会改变。整个西方现在属于制度调整和重建的阶段，之后的再出发就是寻找新的开放和扩张政策。可以说，今后的竞争不是看谁封闭，而是看谁更开放，是对开放的竞争。
西方的内向发展可能只是短暂现象，等内部调整好了，西方会再次走向全球化。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历来都是资本主导的，政府起辅导作用，全球化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改变资本扩张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要善于抓住这个机遇，提升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地位和作用。
三、企业家才是社会中坚
现代社会，企业家才是国家的中坚力量。但中国目前依然商人为主，企业家稀缺。企业家是要改变世界，商人才只是赚钱。由此，这也让我重新对我们的使命有了新思考，要抓住企业家这个关键点。
即使国家通过政治力量强行崛起，但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群体的支撑，国家的崛起就会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仍然以商人群体居多，而缺少企业家。商人和企业家既有关联，又有本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和企业的唯一目标。如果企业没有除了钱的数量之外的目的，那么很少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没有了格局，不管赚了多少钱，也只是小商人一个。大多数企业没有自己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企业家是西方近代崛起的核心力量。既不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也不是科学家、发明家，这一点其实值得深思。
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创立的意义，也就是说不会被视为是企业家。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
四、中国的风险：内部中等收入陷阱+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内外部风险，仍然是围绕着十八大前后讨论多年的两个陷阱而展开的，即内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惧怕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希望延缓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可以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说，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回到贫穷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显然，如果中国以美国期待的方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利益的最小化。
知识整合所面临的挑战来看，今天的中国犹如宋朝。今天的挑战是如何整合近代以来的各种不断涌入中国，并且已经被很大一部分人所接受（所信仰）的外来思想，尤其是西方思想。 悲观的地方在于，在信息技术、政府和资本“三合一”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办法和可能性使得人们可以“破茧而出”，再次见到知识的阳光。这对国家的发展势必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人今天“茧化”的知识和资讯正在加速分化中国社会。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变，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四条腿的失衡
就经济发展来说，中国一直是“四条腿走路”的，地方政府、国企、民企和外资都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角。但现在这些主角都不那么作为了。官僚不作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和企业家打交道了；国有企业也有同样的行为；民营企业家或者因为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支持，或者因为过去的不当行为，而对未来产生深深的担忧和不确定性，于是纷纷出走国外。这三者的行为所造成的总体经济环境，也影响到了外资的行为。
刁民遍地，不取决于素质
有人说，中国基层和农村的人比较自私，知识水平低，容易做“刁民”，容易出现政策寻租。那知识界又如何呢？实际上，知识界的政策寻租甚至超过了产业界和农村。与产业界产能过剩相反的是，知识界生产不出有效的知识。
智库也政策寻租，而非真正在追求有效知识。很多智库并没有踏踏实实搞研究工作，或研究产生有效知识的方法论，而是说些“应当说的话”，即政治正确的话。
不平等+精英统治，是世界的底层特征
19世纪，面对当时勃兴的民主政治，两位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和帕累托反潮流地提出了精英政治理论，对民主政治的前途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认为，不管什么样的政体（专制独裁、寡头、共和、民主等），所有社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总是由少数精英统治多数大众。后来熊彼特提出了“民主精英理论”，也认为民主政治并不会改变一个社会结构的本质，任何社会永远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社会永远是分化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英与大众的。
在精英统治时代，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有三种制度具有普遍性：第一，精英（通过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垄断暴力机器；第二，精英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成为统治社会的软力量；第三，法律在统治社会的同时也在调节精英之间的关系。在各种公投上，公投名义上民主，但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失去政治判断能力和政治责任感的结果。
互联网带来的人类的再一次被异化
互联网可以使得任何事物和人发生异化，把原来的东西异化成另外一种东西。这里，“自以为是”是一种自我道德优越感，相信自己的信念、行为和所属，优于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具有这种感觉的人往往不能容忍其他不同的观点和行为。宗教上的“异教徒”概念便是这样一个极端。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个社会心理的存在表明人类的不完美性。
互联网促成的人的自我异化是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相比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可以消化和控制互联网。没有人可以改变互联网现状，所看到的都是人被互联网改变。近代以来，思想或者哲学都是领先于时代的变化的。但在互联网时代，思想和哲学不仅不能领先变化，而且远远跟不上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