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在抖音上听李立群说他最近在读的，老爷子今年七十了，这次被关在上海两个月，每天碎碎念的发七八条抖音，居然用户蹭蹭上升，已经大几千万了。老爷子本身台湾人，我也正好看到当下的时局，对未来有些担忧，蒋经国能在蒋家王朝最糟糕的时期陆续接手，短短二十年除了搞经济建设，还给出了一套美式民主的样本，虽然其中有很大的问题和乱象，但今天再看起来，其实相当难能可贵。
整本书读下来，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历史，也相当有帮助与理解当下和未来。按惯例，做些摘录，也纪念上海这段封城的日子。
1925年，蒋经国留苏，此去十二年之久，其间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瑗，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关键对手。
时代出英雄，高手总是聚集的。总会有些能人辈出的时代。
1927年。短短几个月之内，十七岁的蒋经国就得面对两项重大抉择。4月间，他必须在父亲和革命理想之间做取舍。现在，他必须决定是放弃托派思想，还是做个烈士，无谓牺牲！蒋经国胸怀大志，必须英勇决定，但是他识时务，会选择有胜算的目标。当年春天，他“突然放弃托洛茨基运动”。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做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蒋经国开始还是托派的信徒，赶上了斯大林的政治清洗，不得不放弃追随。但其实他的心里，我觉得是有杆秤的。理智战胜情感，这可能是政治家也是每个人需要上的一课。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国共产党籍学生来到中山大学报到。当年二十一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 ），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被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Ivan Sergeevich。编按：一说邓在中山大学时俄文姓为多佐罗夫。） ，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诨号。邓小平由于有过一段在巴黎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既有特权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邓公早年留学法国、辗转苏联的经历，对此后投身革命，几次能拨乱反正，最终带领国内走出文革，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智慧，不是凭空来的。这么看来，每个人的经历其实非常重要。这种经验性的、感受性的东西，往往会是决定性的。
斯大林又宣称他早就看到分裂的危机，怪罪中共领导人不能执行农业革命，把工人武装起来。他命令中共发动革命攻势。瞿秋白取代陈独秀出任中共总书记，秉承莫斯科的新路线行事。毛泽东组织起一支大约两千人的兵力，在各地发动攻击。地方部队很快就敉平此一秋收暴动，毛率残部逃到江西省井冈山。1928年，中国共产党由于在国内已无一处安全落脚之地，转到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稍早抵达俄京的周恩来，是出席六大的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仅三十岁的周恩来在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可谓饱经忧患，几度死里逃生。1927年4月，上海“清共”，周恩来几乎丧生；7月间逃往武汉；8月间参与策划南昌暴动，没有成功，随着起义部队退到汕头，染上疟疾；被送到香港，又于12月间潜回上海。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主要领导人是唯斯大林之命是从的李立三和王明。可是，中共最重要的活动据点是江西苏区。朱德和毛泽东结合，组成红四军，口号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同时，邓小平也在广西省实行此后他和毛泽东奉行不渝的原则——革命不只必须流血，而且必然不可不流血。”
早年的斗争真不容易，外有劲敌，内部也在派别争斗。其实当时的党并不独立，很大程度上是苏共的附庸。
蒋经国完全没有露出思念祖国的迹象。有位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提到双亲或中国。12月，年仅十九岁的芳娜早产，生下一个仅有三磅半的儿子，经国给他取名“爱廉”（Ai-lian。译按：即蒋孝文） ，后来这个儿子的英文名字就成了Alan。头三个月，芳娜和经国夜里必须轮流起床，以点眼药水的小管喂婴儿。
相信他对祖国是有思念的，但不能表露。这就是成大事者的表现，要极度理智，不能表露，否则很可能是杀身之祸。
1938年春天，蒋介石接受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建议，派经国担任设在省会南昌的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以二十七岁的青年而言，这个职位似乎蛮高，但是鉴于他在苏联挣得的职位，他在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的记录以及战事的需要，它并不算过分。位于赣江旁的南昌是个工业、矿业城市，此时挤满数十万难民，一片混乱。方良刚于2月间产下女婴爱咪（Aimee或Amy，即孝章）。经国一家迁入一栋朴实、舒适的房子，他立刻投入工作。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这个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蓝衣社，表面上解散了，实则还是一股坚实的政治力量。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三青团原来是这么个来历。孝文/男、孝章/女，子女一代的名字，着实读不出来性别。
蒋经国了解国民党的情治特务系统之后，感到困惑不安的不是情治机关的任务，而是它们和黑社会——中国传统的秘密帮会——关系深厚。其实，国民党这么做，并不是独一无二，孙中山等人和外国租界的欧洲官员，也全都用了秘密会社、犯罪集团和土匪，来完遂其目的。整体而言，蒋经国在国民党主要安全机构中，并没有居于全国级的领导地位，但是他在自己辖区内，则清除与黑社会的关联。不过，经国依然相信非常需要维持一支秘密警察。
这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观察。黑社会和政治的链接，似乎本身就是源远流长的。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这几年国内还在打黑了。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面带笑容参加观礼，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签署一项有效期五年的日苏中立条约。条约中附带一份双边联合声明，苏联保证尊重伪满洲国领土的完整与不容侵犯，日本也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完整与不容侵犯。日本因而可放手由伪满洲国调动精锐部队，投入即将对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西方民主国家属地的作战。苏联与日本眉来眼去之际，蒋经国开始公开高唱“反共”。他在《青年日报》上发表两篇“反共”文章，也不再发表演说替苏联辩护。
二战中苏联的这几个选择简直是个迷。先后和日、德都签过类似的条约，感觉难道没有立场吗？特别是苏共就这么没节操吗？为什么呢？不相信自己的主义了吗，居然能和帝国主义结盟，真是醉了。
珍珠港事变新闻传抵赣州的两个月前，蒋经国的秘书章亚若告诉经国，她怀孕了。不久，这两位恋人话别。亚若在好友桂辉的陪伴下，坐上一辆破旧的巴士跋涉长途到桂林。她选择景色秀丽的桂林待产，是因为她有个弟弟在桂林附近担任县长。亚若和桂辉在丽狮路觅得一户民宅落脚，见过医生，就隐姓埋名等待临盆。经国给了她们足够的生活费。亚若已经生过两个小孩，可是她立刻发觉比起前两次怀孕，腹部似乎隆肿更大，医生猜测她恐怕怀的是双胞胎。1942年5月21日，章亚若生下两个男婴，在经国还没赶到之前，她以当时居住的丽狮路各取一字，替他们各取乳名“丽儿”、“狮儿”。几天之后，经国赶到，很高兴地抱着两个儿子，他仅停留两天，“就赶往重庆向父亲报告他和亚若的恋情，以及添了两个儿子。蒋介石接受这个事实，以祖父的身份给这对双胞胎取名“孝严”、“孝慈”，纳入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可是，蒋介石提议双胞胎跟从母姓。亚若明白这项建议的意义——她和两个儿子不会是蒋家成员。
孝严、孝慈是双胞胎，两个儿子。但居然终身不能相认，无法理解。没有父亲的义务吗？真是当自己帝王之家了。如果是普通人家，当时的情景，其实还能理解。特别是在母亲去世后，抚养儿子天经地义。
蒋经国在1942、1943年仍在赣南盯紧推动三年建设计划。访宾对于原本十分穷困落后的赣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纽约时报》记者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报道，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战前，赣州只有三家工厂，现在已有四十四家工厂，包括一家酒厂、一家面粉厂、一家火柴厂，若干纺纱厂。通过一年两作及新的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区，现在的产量却足可供应十个月的消耗量，预期到了1944年就可完全自给自足。在阿特金森眼里，赣州是中国最现代化、最干净的城市。
北有延安，南有赣南。当年知识青年踊跃去的地方。即便是抗战期间，都有这样的美好之地。
1943年8月，他曾教诲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学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六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1956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1939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1943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蒋经国受洗成为卫理公会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着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着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
有意思。信仰还是相当有必要的，无论是对于传统文化，还是荒漠甘泉，有就比没有好。目前国内的很大问题，就在于没有信仰，什么都不信。不信官方的主义，也不信宗教，什么都不信。
蒋经国注意到，斯大林办公室外头墙上挂了张彼得大帝的画像，他记得多年前这块地方悬挂的是列宁站在坦克车上的一张画像。他在脑海里一转，认为换了画像，反映出斯大林观点变了，民族主义胜过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是可喜的讯息。
斯大林从列宁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似乎所有意识形态最终都避不开民族主义的结果。
过去二十五年（其中八年陷入血腥交战），人类文明在崭新的革命动能、知识和权力时代里，发生方向何去何从的激烈竞逐。差不多在20世纪的中间点，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的两道潮流——雅各宾（the Jacobin）和民主（后者也有中国这样的威权政府盟友）——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这股原始的反潮流。20世纪下半叶将是这场全球大内战的第二阶段——激进／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由／民主阵营，彼此各抓着一批第三世界追随者展开斗争。这场斗争的初期在中国爆发，尤其是在东北先发生。这场斗争的一方是中国共产党，另一方则是中国国民党，结合着各种意识形态及政治势力的大混合，国民党一直要到与中共决战前夕，才宣布要实施代议制民主，但是又没有充足的时间与坚定的意志去落实此一理想。
有意思的观察，却是鲜活的历史。雅各宾派是法国大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激进共和主义派，马列其实是这条路。西方民主要更温和。但这两条路的终点是一样的，都是共和、民主，不是其他。暴力和专政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
蒋经国因为在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此后两年，他的曝光率极低，然而这却另有一层意料不到的效果，在随后发生的经济、政治、军事大崩溃局势中，他的责任降低许多。
祸兮福所倚。
许多人并不以台湾为最后落脚的目的地。在美国或海外其他地方存藏了钱的人，计划退到更安全、更接近他们财产的地方。蒋经国一度想到把妻子儿女送到香港或英国，但是他没有钱供养他们，又不肯接受宋家的资助。更重要的是，他晓得这么做，对他父亲是雪上加霜。经国送信给杭州的蒋方良，要她准备好随时接到通知就全家行动。他也通知了章亚若的生母章周锦华。章家包括孝严、孝慈，祖母和舅舅，以及舅母，六七个小孩，及时转进到福州，政工人员协助他们上了一艘军舰，前往台湾。
身居高位、帝王之家，依然却囊中羞涩。真是难以理解，却也是常人之苦。这种苦是很有必要的。
金日成自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在莫斯科访问。他告诉斯大林，只要三天工夫，他就可以成攻进攻、占领韩国。斯大林原则同意金日成南进用兵计划，但是又说西方的局势发展占了苏联的注意力。他促请金日成和毛泽东商量，因为毛“对东方事务颇为了解”。斯大林也告诉金日成，假如美国干预，苏联不能加入战局。换言之，朝鲜不再属于苏联势力范围。根据中苏新伙伴关系，它是中国的责任。金日成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表达了若干保留意见，但是最后还是预祝朝鲜成功。
假设金日成不先攻韩国，换上毛泽东在6月25日进攻台湾，美国很可能就不会出兵干预。可是朝鲜先动手，朝鲜战争让蒋介石在台湾岌岌可危的政府得到新生命。美国在朝鲜及台湾海峡迅捷、有力地做出反应，令毛泽东大为震惊。不过，他把这项危机视为在亚洲掀起反美革命热浪的大好机会。这项冲突也排除了人民解放军计划攻台所牵涉的高度风险。
这段历史真是有趣，是巧合却改写了历史。朝鲜稍微晚点出兵，概念就不一样了。这个神来之笔彻底改变了大陆和台湾的历史，美军开进台湾海峡，几乎没有继续收复的机会了，直到现在。拜登这几日在日被还说如果大陆出兵收复台湾，美国也会出兵保护，看懂这段历史的话，就很好理解了。
美国海军开进台湾海峡，蒋经国和父亲就比较不必担心共产党的渗透或是台湾本省人的抗拒。1950年12月，“保安司令部”宣布有五百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自首”。日后，蒋经国说，到了当年年底，中共已经不再对台湾构成威胁。但是在1950年6月以后，安全重点转回到侦防涉嫌反国民党及支持“台独”运动的台湾本省人身上。
KMT是很担心和反对台独的。
1966年，同一时期，国民党的组织部门在蒋经国的紧密掌控之下，继续成功地办理有党外人士参选的地方选举。蒋经国的策略是举办干净选举、公正计票，以吸引有声望的党外人士参选，然后依靠严格的竞选限制（包括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国民党巨大的财力优势及掌控媒体，来争取多数席次的胜选。可是，当台北市长即将“改选”时，王昇等人向蒋经国提出警告，台北若是继续让高玉树这类党外人士主政太危险。经国同意这个见解，安排好由他父亲宣布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市长改由“中央”委派。可是，在经国推荐之下，蒋介石又令大家吃了一惊，派高玉树为改制“院辖市”后的台北市市长。高玉树虽不痛快，也只能接受此一安排。高玉树奉派之后，经国跟他见面，建议他以后应注重改善贫民日常生活，少搞拓宽马路、种树及“建防空洞”。
66年的经国主持这种渐进式民主，首要追求是干净选举、公正计票，多么睿智啊。反观我们二十一世纪国内的村级选举都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
经济发展平顺，显然没有必要有所更张。1969年的经济成长率是百分之十。自从1952年以来，台湾经济已经增长了十倍。台湾每个学童现在都享有九年义务教育。农村越来越富裕，中产阶级也在受到良好教育后快速成长，他们从市场上丰富的消费产品中喜滋滋地采购心爱的商品。然而，经国在家庭计划这个议题上倒与技术官僚意见相左。李国鼎等高级经济改革派人士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推动政府推行家庭计划，希望把人口稠密度已经位居全世界第二高的台湾地区之妇女受孕率控制住。1967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李国鼎力陈人口压力不仅危及全面就业和人均所得的提升，还可能成为社会动乱之源。这个议题引起“激烈辩论”，蒋经国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可能是由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出发讲话，他力主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劳动人口，它就会更强大。党内的大保守派和军方人士对他这个观点大有同感，也强烈反对家庭计划，孙中山也曾批评节育是“种族自杀”，相形之下，严家淦和整个技术官僚群都支持家庭计划。蒋介石过去虽然支持孙先生这方面的观点，现在却批准在台湾大量生产、分发妇女避孕用“乐普”（编按：即节育环） 的计划。台湾的人口增长率终于稳步地下降。
台湾的计划生育故事，蒋经国主张多人口，最终是温和的解决方案。50年代到70年代二十年间高速增长。
《时代周刊》选出邓小平为1978年年度风云人物。他旋即于1月29日抵达美国访问。这位中国共产党权力最鼎盛的领导人，在美国旋风式地访问九天（包括戴上牛仔帽在得州参观骑马表演），风靡美国。邓小平回到北京两周之后，解放军发动“自卫还击战争”进攻越南，逼它把精锐部队撤离柬埔寨。中越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交火有一个重要后果——说不定本意就是如此——就是把中国军方的注意力从“解放台湾”调开，转移到对付苏联集团，而越南现在已是旗帜鲜明的苏联集团一员。3月5日，解放军撤出越南，可是仍持续一段时间对越南展开炮轰和扰袭活动。这是共产国家之间最惨烈的交战。
中越反击战的背景很有意思，中美建交背景下中方倒向美方，至少是需要释放善意，转而对付苏联。战争就是这样，没有无缘无故，背后都是精确的计算。
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于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和台北当局重新建立“官方关系”，他的胜选可以视为台湾的重大胜利。但是蒋经国明白华府的对华政策受战略事实的影响，美国的舆论反复无常。他并不期待里根会有大幅更张。里根是他必须打交道的第七个美国总统。他其实也了解，如果里根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爆发重大危机，后果难料。台北必须又全面依赖美国，而最欢迎此一结果的恐怕非“台独”运动莫属。
今天的中美关系也是类似，美国对华战略一旦形成，单个的政客很难改变。蒋经国对此认识是很清晰到位的。
1985年，也是中国大陆改革派“形势大好的一年”。在新年之际，已经没有人批评“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目标”，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共产主义可以人性化、民主化的理念，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找到沃土，甚至若干党的高级干部也接纳它。可是，顶尖的最高领导人却有疑虑。邓小平似乎一度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预防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严重滥权，有必要引进新加坡式、管控型的民主化。1986年的前八个月，邓小平仍继续主张政治改革，可是他越来越强调改革结构，而不是改变制度。”
1985年，半个地球之遥、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场领导人继承的大戏刚刚完成。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短暂接位，相继病逝之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以五十五岁之龄，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志认为“与经济、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评估”和改造。他想给苏联共产主义添上人道、民主的面貌，此一惊人举动最后导致苏联制度的覆亡。就短期而言，他的改革运动给东欧、菲律宾、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民主运动增加了旋乾转坤、改造历史的动力。
1985年是个很伟大的年份。小平还是懂得右派的，当年法国的经历很有帮助。
蒋经国坚持要李焕接篆，他跟李焕长谈，表达对改革行动遭到掣肘、迟迟不发动，已经失去耐心，他有三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抛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第三，“两岸统一”。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显示他看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他阖目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有必要也有机会获致名义上的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统一这件事一直是两岸的共同诉求，大家也做了很大的努力，谁分裂谁将会是历史的罪人。
李焕和蒋经国都认为，孙中山1924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按照这套架构，国民党作为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拿出历史的任务来合理化党对真理、道德的垄断，它们和多元、民主的社会开放、竞争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国民党在台湾要争取民众支持，就必须以可信服的方式，展现出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在蒋经国起用的留美归台青年才俊，以及李焕等早先的“少壮派”的影响下，国民党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就循这些路线在改造。到了1987年，国民党已经走上蜕化为现代政党的路，本省籍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立法院”里头新的国民党籍“立委”，绝大多数是年轻的改革派，是在激烈竞争中击败在野党候选人才得到席次。蒋经国明白表示，他希望党内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他在“中常会”里的讲话使“中常委”震撼，他告诉他们，他们太柔顺了，以后应该多发言、多讲话。
这段话也适用于当下。甚至很关键。
1987年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也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现在是全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四百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之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年，台湾对外投资金额将近二十亿美元，大部分投资在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五，台湾工厂还得进口外籍劳工来协助作业。最令人惊诧的是，平均家庭所得蹿升到几近五千美元。
经济发展。
“行政院新闻局”在四小时后公布了经国先生辞世的消息。当天夜里9点钟，李登辉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第四位“总统”。“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了强人，可是倒也似乎没起任何涟漪。翌晨，“行政院”例行院会，花了两小时讨论河川污染防治问题。十三年前，蒋介石逝世时，新闻界及高级官员使用过去帝王宫廷的生花妙语来追述撒手人寰的领袖之伟大事功。但是，经国之死，中国四千年来首次不见传统的溢美赞颂、半宗教性质的谀辞。新闻媒体的评论和个人的悼词，都集中在蒋经国平凡的一面。”
“蒋经国不会喜欢这些文字游戏。但是，他若地下有知，一定很高兴，康宁祥和民进党若干领袖也到“忠烈祠”悼祭。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之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与节制。民进党和另一个小党劳动党，宣布在三十天的丧礼期间，停止一切政治示威活动。1月16日，“高等法院”对两名被控直接、公开鼓吹“台湾独立”的反对人士，判处重刑。民进党大为不满，但是依然推迟就此一判决举行街头示威抗议活动。
经国的辞世虽然没有大操大办，但这就是民主的样式。台湾，乃至中国人应该感激这样一位伟人，用微小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若干年之后，大陆也会很感激他的勇敢尝试，有瑕疵，但整体还是比较成功的。
“邓小平是对的。天若假年，让蒋经国多活几年，他或许就会“推动统一的原则”。很可能，蒋经国脑子里的一些想法，包括李登辉当局往后数年采行的若干措施：快速扩大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包括贸易、通信、投资和旅游往来——最有可能的是，蒋经国也预期两岸会成立半官方的委员会来讨论两岸事务。除了这些务实的交流之外，蒋经国显然至少也预见到，两岸可能达成初步通盘协议，可以稳固两岸长期的和平关系，让台湾“永久”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同时又从学理和实务上强化台湾是个自主、实质的主权体。蒋经国麾下一位年轻的留美政治学者魏镛，曾经公开主张“一国两府”，我们或可猜测，蒋经国可能会遵循此一路线，探寻与北京达成协议，包括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大会。很显然，蒋经国与邓小平都相信，他们两人若是携手，最能就两岸协议达成妥协方案。
李登辉成为蒋经国的接棒人，如何走向台独真是个谜。似乎他的做法一直在延续经国先生。伟人离去，再去解决台湾问题可能是遥遥无期了，或者期待两岸新的伟人再次出现。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他辞世的十六年当家做主期间（译按：由1972年出任“行政院长”算起） ，数百人因为从事在民主国家相当正常的政治活动而遭到入狱服刑的命运，刘宜良和林义雄家属等少数人更不幸赔上性命。然而，整体而言，论者不能不接受温克勒（Edwin Winkler）的结论：这是一个“软性威权制度”（soft authoritarianism）的时期。甚且，至少从1960年代末期起，蒋经国和他的政治班底已承诺要奉行真正的多元民主政治理念。他们的改革不是只求减缓压力的策略。
软性威权制度感觉也蛮适合于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