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爬华山的时候路上听一个作者参加的播客访问，就感到内容十分有趣深刻，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政府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的描述，不同的目标下政策实现方式和强度完全不同，也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当下政策的新视角。于是假期正好找来书看了下。虽然是不少文章的集锦，也是自己不喜欢的形式，还好其中的关键内容和总结十分到位。国内的企业家和政策的关系没想到还真有人研究，这是个很难有人敢于去触及的问题，但也在时刻发生着。读罢作者的研究还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照例做些摘要。
在已有研究中，政商關係的這種共謀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即共享價值和共享利益。企業家對於現有政權和體制的認同奠定了他們政治行動的基礎;共享利益則在於政商之間緊密的利益關聯:一方面，國家權力的維繫是企業家依附於國家的根源;另一方面，發展型地方政府下對於經濟增長的追求和官員本身的利益驅動則使得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企業和企業家產生了依賴。這兩者都將政商兩者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構築了它們共謀的利益基礎。也有研究者對企業家階層進行了內部的劃分，陳安就將中國的企業家分為寄生型和白手起家型。他認為，不是所有的資產階級都是支持自由民主的，當資產階級從自由市場競爭中獲利的時候，他們支持自由民主，但是，資產階級總是希望進入國家權力中心，當他們的位置被確保的時候，很少為了政治參與的進一步擴展而鬥爭。他們本質上是腐敗和不受限制的國家權力的寄生依附品，有強大的利益驅動去維持現存政權。比較而言，白手起家的資產階級有可能發展支持自由民主的力量。
共同的利益不言而喻。白手起家更容易当反派，今天看来，差不多真是如此，至少今上可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还是千万不要招摇，要保持低调才是生存之本。
這種國家的制度結構和政策歸結於“政策監控度”、“權力碎片化”和“政策依賴性”。就“依賴性”而言，政府和官員對於企業的“政策依賴”越大，企業的政策影響力越大。進而，並非做大企業就意味着政府對其的依賴度大，相反，政府對於企業的依賴度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國家自身的政策目標，包括國家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國家的產業政策和環保政策等，都影響了國家對於不同企業的不同政策依賴度。就“監控度”而言，自上而下的政策監控越強，企業的政策影響力越弱。而這種監控度則完全取決於政府內部的監控“重點”及其監控“力度”，也就是說，並非特定產業或者特定企業所面對的政策監控是恆一的，當政策監控重點和力度發生變化的時候，企業的政策影響方式或者影響力也可能會相應發生變化，正如案例研究中印染企業所面對的情景。就“權力的碎片化”而言，作為一種“結構性”要素，這種權力在部門和層級之間的分割為企業家的政策影響提供了空間，雖然可資不同企業家利用的程度不同。正是從國家內部的因素考察，本章發現，迎合政府和官員的政績衝動是最有效的獲取政策影響力的方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正式的反映意見是企業家最無助時的選擇，也是影響力最弱的一種方式。
政绩迎合是最有效的手段，无二。
在已有研究中，未充分市場化被認為是導致國家權力維繫的重要根源，它使得企業家依附於國家。反過來說，市場化被認為是推動企業家獲得自主性的重要源泉，企業規模越大並且越加市場化，它對於政府的依賴越低，企業家的自主性就越高，從而與政府議價能力越高，政策影響力就越強。而本章認為，市場化只意味着企業家“自主性”的提高，但這並不必然意味着其對於地方政策過程影響力的增強。首先，不僅企業家對於政府的依賴，而且政府對於企業家的依賴，是決定企業家政策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市場化程度的深化只意味着企業家對於政府依賴的下降，並不意味着政府對於企業家依賴的增強，因此，它並非一定會帶來企業家政策影響力的增強。其次，未充分市場化並非是企業依附於政府的全部根源。在案例分析中，不管是紡織企業、印染企業，還是電動車企業都是相當市場導向的企業，政府對其的控制涵括了從環境監管、稅汲取、城市規劃、生產安全和社會保障等各個方面，也就是說，政府對於企業的權力並非是在所謂的充分市場化中就可以完全消解掉的，因此，市場化的深化並不一定能夠推動企業的自主，並進而推動企業政策影響力的增強。最后，企業家的自主性是否可以轉換為政策影響力還有賴於政治系統本身的特性。在政治系統相當開放的情況下，企業家的自主性最容易轉化為現實的政策影響力，而在政治系統特別封閉的情況下，這種自主性也有可能被激化為政治反對的力量，但是，在政治系統處於兩者之間的時候，企業家既無法通過正式和制度化的渠道獲得切實的影響力，又沒有完全無路可走從而激化為強大的反對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相對於自主性而言，決定企業家的政策影響力的是其“政治嵌入性”。企業家越能夠充分地迎合官員的政績導向，越能夠增強地方的財稅依賴，越能夠借用權力在不同政府層級和部門之間的分割，越能夠利用政策執行監控的弱化等，越能夠獲得政策影響力。因此決定企業家的政策影響力變遷和政商關係變遷的因素不僅在於市場化改革本身，還在於國家內部的制度和政策。
这段是十分经典的，市场化也不解决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孙子是永远的，无论做多大，都千万别得瑟。
對於兼併企業而言，他們需要返還並補償被兼併煤礦過去繳納的資源價款。而被兼併主體過去繳納的資源價款並沒有相應地劃撥到兼併企業。也就是說，兼併企業要承擔所有的兼併成本，包括資源價款和大筆補償金，他們要為X省政府出台的補償規定買單，關閉煤礦的政策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轉嫁給了兼併主體。當時初步估算X省煤炭資源整合需要動用資金5000億元。其中支付補償款項約2000億元，煤礦整改復產所需資金約3000億元。’對於部分資金雄厚和融資渠道多樣的國有企業而言，可以籌集到這些龐大的資金，但是，並非所有的兼併主體都有足夠雄厚的資金。除了兼併補償款外，兼併重組整合後，全省煤礦中約有80%的礦井需要進行改擴建工程，改造所需資金總額比目前全省規模以上煤礦企業固定資產淨額還要高
對於浙江煤老闆而言，他們求助於浙江政府主要是希望浙江各級政府出面與X省政府溝通協調，以獲得他們希望的補償價款標準以及儘快地拿到補償費用。但是，對於浙江省政府而言，省際溝通顯然更為困難，浙江省更在意的是本省的信貸和金融風險，因此，浙江省對X省礦權改革作出的最明確的回應是制定對煤老闆投資虧損後的金融應急方案。
浙江商人黃某在X省煤改中成立的煤業集團是一家民營煤業集團，員工約3500人，產值20億元。黃某最初擁有年產60萬噸的鐵嵗窯溝煤礦，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2009年10月，他收購了當地另外4家煤礦，產能達到315萬噸，超過了組建煤業集團300萬噸的產能門檻。現在5個礦儲量有1.8億噸。2009年其所在縣近70%的GDP及稅收由其公司貢獻。
山西煤改的案例真是太鲜活了。政策说了征收和补贴，但实际执行时却近乎只有单方面的征收，政策中的补贴并未到位，坑死你没商量，毕竟征收是社会目标、政治目标，必须实现；补贴与否，可以再议。即便寻找浙江政府，浙江政府也只能关心自己的金融风险，而不敢去碰山西的煤改事宜，毕竟这是政治，是别人的事。反而牛人如黄老板这种，是和地方的合谋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才是正途。
在相對封閉的政治系統中，企業主與公民面對着相似的政策環境，它們都缺乏制度化影響政策過程的渠道和權利。封閉的政治系統與薄弱的國家整合性兩者共同決定了企業主的行動策略和影響力。民管企業家“體制旋轉門”的兩種機制，即吸納進入體制和下海離開體制，與民營企業家的糾紛解決方式有不同的相關性。當民營企業家與政府部門產生糾紛時，下海離開體制的企業家更傾向於採取對抗方式，他們是新興社會階層中的潛在挑戰者。基於1995年的全國調查數據分析發現，體制內工作背景對企業的成功並沒有明顯的幫助，比較而言，作為社會資本的家庭親戚朋友關係網絡更為重要。
吸纳进入政协人大十分重要，下海居然容易出反贼。
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的劃分，經濟監管中的捕獲所獲取的利益有四種形式，即直接的金錢補貼、控制准入、對於替代和補充的規制以及定價。2而對於社會監管而言，監管捕獲的形式主要是外部性的最大化，如環境污染成本的社會化。監管中立性是監管的核心問題。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型國家不同，中國的監管國家還面對來自對國有企業的父愛主義傳統的挑戰。在父愛主義傳統中，國家的目標與企業的目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政府與企業互為依賴和壟斷，政府給予企業稅收、信貸和補貼等各種經濟保護，而企業需要實現國家的政治目標以及養老、醫療和完全就業等社會目標。但是，在市場轉型和監管國家建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社會監管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國家的目標與企業的目標發生了重要的分歧。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內在於國家意味着，國家的政治目標和社會目標可以主導和支配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服從於國家的政治目標和社會目標，甚至以犧牲經濟利益尋求政治和社會目標的實現;那麼，在市場化的背景下，國有企業的經濟目標往往反過來有可能替代國家的社會目標，國有企業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謀求企業的經濟利益制度化。也就是說，同樣是國有企業內在於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的父愛主義傳統中，它導致的是國有企業服從於國家的社會目標，而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它卻導致的是國有企業利用其體制資本追求其經濟目標。
父爱主义传统今天依然在，这也是为什么做大国企的核心原因了。只有未来让国家感受到这种父爱主义的恶果才有可能有所扭转，这种父爱主义会把社会活力搞死，让国家目标难以实现。
中國封閉的精英決策體系中，決策過程仍然主要是政治精英主導，決策體系似乎並未為國家之外的社會行動者提供政策影響的空間和渠道，社會行動者仍然只能影響政策執行而非制定過程。
影响政治决策几乎没可能。
國家依然是決定企業家影響力最重要的自變量。在傳統經濟部門，企業家獲取政策影響力更依賴於“在體制內遊說”。“在體制內遊說”不等同於“非正式關係”，因為後者常常只是指向企業家和官員個人之間長期或者短期的利益輸送和人情交換，而“在體制內遊說〞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政績迎合。政績迎合並不等同於財稅貢獻。在很多情況下，政績的定義更加多元化且不斷調整。對於企業而言，如果能夠迎合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需要，往往可以無往而不克，付出極小的代價就可以獲取很大的影響力回報。其次，政策契合。政策契合是指，企業家的政策訴求應該與政府的政策目標或者政策導向不衝突，甚至相當契合。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家的政策訴求才可能產生影響力。最後，體制地位。影響力的差異不僅來源於政續迎合和政策契合度，還來源於企業家自身的體制地位。國有企業因其在國家內部的位置及其享有的體制性資源，較之於一半的民營企業而言，有更多的接近決策者和決策過程的機會，對政策過程的影響更大;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體制內的影響力還在相當大程度上受限於其行政級別和黨內地位，當它們處於比決策部門更低的級別和地位時，它們也必須不越級講政治講大局，服從政策的安排;而民營企業家並不存在行政級別和黨內地位的限制，重量級的企業家可以直達高層，從這個角度而言，他們又有更大的政策影響優勢。
政绩迎合、政策契合很重要，也是理解政策为什么关键的原因。
“在體制內遊說”意味着國家的權力結構仍然是影響政商關係最重要的因素，民營企業家會因為國家權力結構的開放和目標一致性而獲取影響力，也會因為國家權力空間的封閉和目標衝突而難以實現自身的訴求。企業家組織或許會因為國家的管理控制而缺乏組織化動力，也還是會被國家組織起來或者依賴於國家資源而組織起來。
体制内游说这种搞法其实从来没停过，关键是企业要和国家目标一致。这方面看，华为是个极度典型的正面案例了。
政治發展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會導致城市化、教育程度提高、社會利益多元化、階層分化和公民文化興起等一系列多米諾效應，從而推動政治發展。這個過程中社會力量會崛起，成為與國家權力相抗衡的力量。“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的論斷，更將在經濟現代化中崛起的企業家群體作為重要的社會力量。在較為封閉的政治系統以及傳統民營經濟市場集中度較低的情況下，政企關係往往被認為呈現兩個特徵，即個人化和地方化。第一，“個人化”意味著政企關係經常表現為一種官商關係。在這種官商關係中，一方面，企業家與官員的非正式關係網絡是政企關係的重要形態;另一方面，企業家的個人身份特徵也是影響政企關係的重要因素。第二，“地方化”意味著政企關係大量在地方層面展開。一方面，地方經濟增長聯盟是政企關係的重要基礎。政企關係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對於地方經濟發展的財政和政續貢獻，地方和企業因其共同利益而被捆綁在一起。
个人化、地方化的政企关系特色。这种搞法也形成了一帮骗子全国各地行骗的特色了。
在過去十來年中，這兩方面無疑都出現了新發展。一方面，國家權力結構更加體現出了中央集權體制的特徵，國家權力內部的空間在逐步被壓縮;另一方面，新技術和資本的力量攜手猛進，平台企業頭部巨頭崛起，資本的力量推動產業結構的再造，中國民營經濟部門第一次顯示出了集中和壟斷的現象。在中國崛起的平台經濟中，與傳統民營經濟部門不同，平台企業不再單純依靠個人化和傳統化的政企關係，這在相當大程度上在於，與傳統民營經濟成長於碎片化國家權力和低度產業集中度的政治經濟結構不同，中國平台經濟所處的政治經濟結構開始發生一些變化。在西方世界，國家權力的集中與市場和資本的發展攜手並進。歐洲經歷了從地方分封向絕對主義國家的權力集中，絕對主義國家將市場與資本從封建枷鎖中解放出來，絕對主義國家權力的集中成為了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型中的必要轉折點;美國的進步時代經歷了從政黨分贓的地方政治向強化聯邦獨立監管機構的全國性政治的轉變，行政國家為全國性市場開闢了道路;中國的政企關係過去長期囿於個人化、地方化，民營經濟部門力量還未成長強大，且國家內部地方存在大量政企互動的空間。
国家的中央集权更加加紧，加上巡视之后，地方的空间更小了。同时平台企业也脱离了地方，难怪就中央出面收拾。个人化、地方化的方式不灵活之后，未来期待新格局出现了。欧美的绝对主义和中央集权带来了资本市场的大发展，期待中国也是同样路径吧，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