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理和总书记赵紫阳的传记，可惜还没有在国内出版。他的名字几乎已经被抹杀了，但历史不会这么容易被操纵。回顾我们的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胡赵的功绩难以抹去。简单做些摘要。
1949 年内战基本结束后的中国，有了新的契机。 本来，如何循序渐进，如何实现现代化，要不要搞社会主义，都应该属于可 以讨论、可以争论的范围。只要真的按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去做，真的实现“普选”和“耕者有其田”， 也就很可以了。真把这两个大问题解决了，中国社会制度方面的其他一些问题， 都不难解决。全面逆转中国发展方向的，是 1953-1958 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和 1957 年以“反右派”为名的两个运动。二者相辅相成。前者是针对所有制的，是模仿 《联共党史》第 11 章和第 12 章的模式，决定通过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达到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目的。后者是中共根据毛泽东的意志，由中共中央整 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指挥，在全国五百万名知识分子中，打出了五十五万 “右派分子”。这两个运动是中共执政历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与民主与法制背 道而驰之路。
如何实现现代化本来是有讨论空间的，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定位是好的，可惜执政党就是可以说话不算话，脑袋一热就改了。不听话的人就搞政治运动清理，这才是悲哀。
当时党内威信最高的经济权威是陈云。他三十年代就进入政治局，比邓小平早了二十多年。他在延安就开始管经济。毛发动“大跃进”之前， 陈是第一副总理，全国的经济总管。毛嫌他太实事求是，叫他靠边站。毛宣布自己是主帅，任命邓小平为副帅，大炼钢铁，结果闯了祸。现在毛死了，陈云给中国经济开出来的药方是“调整”，纠正比例失调。 这是陈云实践经验的结晶。“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农民，1962 年就是靠陈云“调整”粮食、钢铁等生产指标，才得以收拾残局。陈云反对党的瞎指挥，但 不反对党的领导。从政治上的一党领导，到经济上的全盘公有化计划化，粮棉油的统购统销，陈云不但不反对，而且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改掉毛的这一套，等于改掉陈云自己。 对陈云的分析不能简单化。他捍卫国有制，但不捍卫人民公社；他喜欢计划经济，但不喜欢不切实际的指标；他主张政府为主，但允许市场为辅(“大集体小自由)；他认为经济自由度应该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但反对把它捏在手里; 他相信苏联老大哥，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在“自力更生”,“不吃进口粮”那 个年代，他敢于挺身作证，“我听得毛主席说过，粮食是可以进口的”,一句话， 就把“进口粮”的修正主义性质，平反为毛泽东思想的合理要求；他维护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对毛泽东破坏党规党法看不惯。
陈云的历史局限性是好理解的，但功劳其实很大，也是真正懂经济的，能在乱局中稳定局面是很不容易的。市场化的接受总会有个历史过程。
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
已经是历史了，刚刚的二十大已经全面举手了，变得很正常了。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这 个问题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是有两种不同看法的，也可以说自始至终存 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邓小平为代表，一种以陈云为代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要主张，是加快经济的发展，注重速度，强调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改革。以陈云为代表的主张，基本上坚持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坚持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或保留的态度。十多年来，几经反复曲折，邓的主张 逐渐占了上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关于利用外资问题，陈云与小平看法完全不一样。小平主张大量利用外资。 他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利用外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当然， 他是管人事的，具体怎么用，他也管得不多。 陈云对利用外资是有看法的，他认为利用外国资本不可能解决我国 的建设问题。他经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也就 是说，你利用外资是不可能有便宜占的。
居然有这样的冲突背景。陈云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赞成了邓的做法。外资的观点上，也各有道理。
1982 年 1 月在沿海地区开展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件事影响很大，是 1982 年 1 月以中央名义发出的紧急通知提出的。 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而真正在经济领域明确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一次开展的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运动。 这次提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便宣布经济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特区了。还宣布要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这样就把原来在改革开放中，在建立特区时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取消了。并且还规定要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 购和派购，减少议价部分的比重。还提出把沿海工人的奖金控制在略高于内地的 水平。这样一来，打击沿海地区的经济犯罪活动，变成在经济上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势必使整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搞法被否定了，把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收了回来。 允许广东、福建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也就没剩下什么了。 这一场运动实际上是针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的。
82/83年的严打，杀了许多人，以为是打击经济犯罪，本质确实政治和路线之争。还好最终并没有扼杀特区的政策和模式。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就着重对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过去搞经济的那一套方法，表面上速度不慢，但效益极差，人民得不到实惠。第二个就是，现有的经济摊子很大，存在极大的潜力，但原来那套办法却不能把潜力挖出来，必须另找出路，对原来那 种办法进行大的改革。 我认为，我国经济的症结是经济效益的问题， 而不是表面的产值增长速度。 我指出，在工业生产上长期不注重效益，盲目追求产值和增长速度，办了许 多蠢事，常常是“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最后靠银行发票子来补窟窿，致使国家和人民受实害。在这次会议上我讲经济效益问题，提出 了一个观点，也可说是一个公式，即：要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资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前半句讲尽可能地节约，消耗尽量减少; 后半句讲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关键是产品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否则生产的越多，浪费就越大。
增速和效益的差别，赵在四川就有感受，效益是本质问题，增速是表面问题。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也还是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和我们文化里的好大喜功是分不开的。
同时在这次谈话中还定下了这样一条，为避免再出现不同的声音，今 后经济工作主管是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肯定哪些对、哪些错，都要经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提出，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作为权威的发言和决策者，不要多头发言，政出多门。当然书记处是要管经济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针，不要干预具体的经济工作。小平是因为听到有不同声 音才找我们谈话的。谈话中我 把我的意见也都讲了，他这么一讲，也就是基本上投了我的票。这次谈话以后，耀邦直接干预国务院经济工作少了，对国务院的 批评也少了，但思想深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还是继续讲他的观点。但 有了小平那一番话，我觉得事情好办了。以后我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耀 邦讲的对的，我们就采纳他的意见，他讲的不符合实际的，他可以发表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并不代表集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他的办。
小组治国模式的缘起，胡赵真是个不错的班子，虽然有摩擦，都还是比较民主。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传达了邓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一时反对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大，确实极左思潮乘机卷土重来。不仅在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 甚至人们日常生活领域，如女同志的发式、服装，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围之内， 俨然像是一场文化大革命要来的样子。当时不仅国内知识界，而且国际舆论，都 反映非常激烈。这年冬天我在美国访问，不得不到处回答人们的提问，解除人们 的种种顾虑。那一阵风大有波及经济领域、冲击改革开放政策之势。那时我和万 里宣布，经济领 域和农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扰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提 出不能搞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上去。这对压缩空气起了一点作用。由于这场反自由 化不得人心，在经济领域、农村领域、科技领域都剎车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 也没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邓自己也感到那样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本来这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间不长也就过去了。
反对精神污染，口号一提出，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尽管邓小平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 1986 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 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 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
总的我认为，邓对现行政治体制的运行，他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主张改革也是真实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 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 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地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任何影响和削弱共产党一党专政 的改革，都是邓坚决拒绝的。
他为政治改革规定 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 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的问 题。第三，精简机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是邓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讲话。
三权分立、办不成事，邓公当时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今年的举国体制还是这个事情，只是不三权分立，也未必能办成事。行政改革的定位也很准，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做这件事。
在他下台前不久，亲自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主要的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 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来中央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民 主。
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今天要是敢这么说，都是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