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就想读完的书，一直拖到最近才心心念念的慢慢读完。正好刚刚读完了亚当斯密传，对于理解这段历史还是很有帮助的。结合最近读的洋务运动的书和当下的现状，总是会思考些本源的问题，而答案就在这本书中。所以读书还是要恰当的时间，结合适当的思考才能更有收获。照例做些摘要。
弗莱彻曾说:“我不在乎名位，只关心实质。“在他看来，最珍贵的是土地，有了土地就可雇人耕作，为地主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富。”否则上帝为何 创造如此广阔的土地、丰富多样的物产?“他在1703年写道。从参与达里恩计划这件事来看，他懂得商业的价值，但鄙视以商业为生的人。弗莱彻鄙视商人，也鄙视人性的弱点，反对大政府。
结盟确实是与魔鬼做交易。 苏格兰人即将被迫出卖政治自治权，换取经济发展——说得直白些,就是为 了钱。不过问题来了 :被吹嘘得如此重要的政治自治权究竟价值多少?议会的独立立法权又值多少钱?
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这件事的现实考量，最终苏格兰还是务实地获得了胜利，虚妄的纯政治性的自治的价值确实是个值得怀疑的东西？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听起来大义凛然，实质呢？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台湾的借鉴。
苏格兰甚至世界的未来都寄希望于帝国和海上贸易运输线。“咱们是个穷国，“前任谈判委员、皮特蒙德的威廉西顿(William Seton of Phmedden)说,”无力保护商业，就无法赚取足够的利益，所以只能与强大的邻邦联手,共用资源保护商业。“156票对19票，最后第四项 条款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弗莱彻和其他悲观论者都错了。结盟非但没有自掘坟墓,反而推动了经济的爆炸式发展。仅一个世代,苏格兰就从三流国家跃入现代社会，开展了文 化和社会的革命。反对派曾预言苏格兰会成为英同的奴隶，但事实远非如此， 苏格兰人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初次品尝到了“成长“的滋味。
合并的核心条款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性争议，事后看难得苏格兰有这么多明白人呢。事实上经济的飞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贫困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苏格兰人能够同时拥有两个世界的优点：强大的行政机构带来的和平秩序，以及自由发展和革新的空间。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苏格兰人学会了自食其力。苏格兰商人和资本家 与美同同行一样，很早就认识到了在私人经济领域采取自由放任政策(lais sez-faire) 的益处，从而捷足先登。
不列颠政治制度具有看似矛盾的双重性质：一个实力强大但无为而治的政府。结盟之后的苏格兰遂渐巧惯了这种特性，学会将其当做生活中的基本现实，正如结盟本身包含的双面性。用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好像“一艘单檢双体船”。苏格兰人开始以全新的 角度和长远的眼光思考问题。
苏格兰加盟获得了强大政府的秩序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点和我们的改革开放异曲同工，强大的政府是前提，充分的自由才是保障。希望还能回到这条正确的轨道上来。
事实上，如果我们挑选一批在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支配欧洲思想界的著作 ,那么苏格兰作者名列前茅。亚当 •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及文学随笔 ，威廉罗伯逊的《苏格兰史》和《查理五世统治史》，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约 翰米勒的《阶级差别起源》,托马斯里德的《从常识的原则探讨人的心灵》……其中排最前的是弗朗西斯• 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体系》和卡姆斯勋爵的《人类历史纲要》。这是一张叹为观止的书单。
如果要把这些作品的主题大致分成两类， 那就是“历史“和“人性“。最早把这两个主题联系在一起的是苏格兰人。 苏格兰的启蒙作者将人类视为历史的产物，他们主张，人类最根本的性 质— 包括道德精神，都是在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受到个人无法控制的各种 因素的影响。归根结底，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是苏格兰“学院派”的伟大发现 ,流传至今并被现代社会普遍接受。
苏格兰人认为，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这种态度催生了伟大的成就，直到苏格兰启蒙运动退出历史舞台很久后 ，它仍然在发挥作用。事实上,今天它还存在于大多数人的书架上,几乎每天都能用到,这就是《大英百科全书》第一卷于1768年在爱丁堡出版。
历史和人性相结合，探讨人性的本质——道德精神，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是现代文明启蒙的起源。知识的重要性才被前所未有的提出来，催生了现代文明。
雅致(refined)和改良(refinement)，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关键词。 此外，哈奇森在都柏林阅读莫尔斯沃思子爵的赞助人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作品时，还引入了另一个术语:文雅(politeness)。这个词来自于珠宝工人和石匠，沙夫茨伯里将其奉为人类的最高德性。他所谓的文雅或有教养并不是一般慨念中的讲礼貌，而是涵盖了成熟高尚的文化的所有长处：对于事物的敏锐理解力和思维能力、繁荣的艺术和文学、自信心、对真理的尊重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此外最重要的是对于人性善良一面的赞赏。沙夫灰伯里伯爵的座右铭是“爱与奉献“，他认为仁慈、同情、自我约束和幽默感是“高雅的“成熟文化结成的果实。
沙夫茨伯里还说明了最高雅最成熟的文化的来源，答案很简单：自由自主。“所有文明都归功于自由自主。”他写道，“我们彼此琢磨，通过一种温和的碰撞，除去粗糙的棱角。如果懈怠磨练，人类的理解力就会不可避免地驽钝，那将会摧毁文明、修养甚至慈善本身……”沙夫茨伯里从约翰洛克那里引用了政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概念，将其与个人自由联系到一起,通过与他人的友善社会交流，改良得更加高尚完善。沙夫茨伯里主张两者缺一不可：人类只有首先获得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才能够在社会和理智意义上得到自由。
自由自主带来了文明、高尚文化。这么看来，政治意义的自由是基础，也十分重要。回顾我们文化中的种种问题，无疑和这种不自由是有关系的。只是这么简单的问题，至今国内都没有讨论的土壤。这就是我们和现代文明本质上的差距了。
沙夫茨伯里的话一定让哈奇森回想起了普芬道夫的理论。两者的不同在于，沙夫茨伯里认为，我们帮助他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别无选择，而是我们发现帮助他人是快乐的事情。帮助别人、甚至陌生人的行为会让我们内心充满安宁、快乐和满足。这就是沙夫茨伯里所说的道德的精髓。做好人意味着与人为善。这是社会公德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感情确证了这一 点。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帮助他人愉快地生活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没有 人生来就是邪恶残酷的，”沙夫茨伯里总结说，“除非感情天生就有缺陷或弱点……做出邪恶残酷行为的人也是可悲的，永远不会幸福。”
哈奇森学会了用另一种方法思考。他相信，每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感，以及分辨是非善恶的基本认识，那是上帝根据自身标准赋予他的造物的能力。”正是依循人类天性的框架，我们注定会由于道德的行为感觉到快乐，并且赞同自己或别人的善行。”
哈奇森断言,所有人生活的终极目标都是幸福。”当一个人确信在存在 的所有层面上，他的一切欲望都能够得到满足时，就肯定处于幸福的状态。” 庸俗的人曲解这句话，只知道满足物质的欲望:金钱、食物、性。但是哈奇森认为,最高级的幸福是给他人带来幸福。他在都柏林写的一篇文章中说: “自从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凡是深思熟虑过的人都能充分地证明，最真实、最生动、恒久不变的乐趣，生活中最幸福的享受，全部存在于我们对他人的友爱和善意之中。”
人之初，性本善的苏格兰式思考。大道至简，居然能如此相同。利他、做好事是人们天性感到快乐的事情，这就是事情本身的意义，无论最后是否利于自己——这个意义上讲，做好事就是天道。善行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确实也是如此。人生幸福的终极目标的获得，不是自己的物质的满足，而是给他人带来幸福。现代商业社会中很多不堪的行为或者失败的源泉，正是忽视了这一最基础的出发点——是否心存善意。
亚 当 • 斯密和其他哈奇森的学生们发现，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有潜在的规则，它们是自然法律所控制的“宏大而互相联系的”道德体系的一部分，包含“经济定律或家族成员的权利“以及”私有权或与生俱来的自由自主之法律”。自由自主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也是驱动其他因素的力量。人类生来就是自由平等的,追求自由的欲望甚至超过了在社会中与他人合作共处的需求。社会承认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绝对不可触犯。这种权利是普遍的，它与出身血统或身份地位无关,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亚当斯密看到了自然法则背后的人类社的规律：经济规律、私有权和自由自主。
侯姆得出结论，这就是正常的状况，而不是异常事态。他认识到，法律是活生生的东西建立在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上“，他后来写道，”因此我们的法律须吸收新的思想，拓展新的领域，采纳新的论点，我们的律师应该不断创新“。法律不是由传统和判例组成的无生命的链条，而是灵活可变的工具，实现正义、维持秩序的手段，它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适应人类的需求。法律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至于目标是什么，则取决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但是首先还需要某种基本原则，还需要某种可以承载一切的坚实基础,否则法律就会变成权力的玩物，而不是人类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这种原则，理性让我们掌握知识，并从中得出结论。
法律源自生活，应该不断创新。法律的底色应该是理性。
卡姆斯、斯密和罗伯逊都认为，在文明社会的每个阶段,人们谋生的手段决定着法律、政府和文化的性质。我们的性质取决于我们的工作— 猎 人或者渔民，牧羊人或是游牧民，农民或是农场主,商人或是工匠，后者构成了“商业社会“— 如果用读者更熟悉的词语来表述，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Karl Marx)之前大约一百年，卡姆斯等苏格兰人就已 经发现了历史变革的潜在原因：“生产手段“的变化。
生产力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苏格兰人在马克思之前100年就发现了。但并没得出马克思那么极端的结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
对于绝大多数苏格兰人而言，学习用英语交谈和写作的难度几乎相当 于学习一门新语言。语法和口音方面的错误总是让他们露出马脚。大卫 • 休漠终其一生都用苏格兰方言交谈,虽然能够用英语写作，可是他一直对不能用纯正的英语说话感到遗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的基础，然而人们很容易忘记,他使用的英文并不是自己的母语。
这段轶事还真是闻所未闻，苏格兰方言居然不是英语。
1745年后,苏格兰全国的文化和经济都爆炸式地飞速发展，詹姆斯二世党人溃败、高地的威胁解除之后，仿佛被压抑的巨大能量一口气释放了出来。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经济“起飞”。苏格兰不是第一个有这种经历的国家，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其中的原理,理解了经济的增长怎样突然地转变了整个社会，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在 18世纪后半叶，商人、学者、教士和专业 人士(即苏格兰中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并扮演了主要角色。发展的含义不再局限于创造文明社会或商业社会。通过自我更新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 力，加上亚当•斯密所预言的“规模经济”，苏格兰人开始为世界开拓货本主义的新未来。
苏格兰经济的起飞，改革开放的故事其实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核心不只是经济增长，而是同时带来的社会进步，全方位的进步。
“人们都知道商业与自由文艺之间的联系，“格拉斯哥人约翰，曼农斯 (John Mennons)写道，“作家和艺术家自然会寻求文艺爱好者的资金赞助。” 烟草商人确实懷慨大方地资助了教育和艺术事业。商船队往返大西洋两岸 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格拉斯哥的精英们既有钱又有足够的时间。亚历山大博格尔宣称，“每年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时间……格拉斯哥的所有商人都相当空闲“，因船队还在海上，他们必须找其他事情消磨时间。
在《评论原理》一书中，卡姆斯慨述了他的艺术理论:美真正存在于观察者服中 (可能大家都知道〉。人类天生具有审美能力，绘画、房屋、风景、一段音乐或诗歌，美的事物激发我们的美感意识。卡姆斯认为，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和安排那些引起美感意识的元素。
商人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慷慨的赞助文学和艺术，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人类天生具备奇妙的审美能力。
在1745年叛乱之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才是真正的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双子城”。它们的气质在决定性的方面互相补充。格拉斯哥比较注重实际，更有革新精神，了解事 物的由来，也知道怎样解决问题。爱丁堡的艺术和文学风气比较浓厚，偏向抽象或理论层面的知识——至今依旧如此。
有趣的双子城互补。文学和科学、感性和理性的相得益彰。这个意义上，国内这样的互补还没出现。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间，西方背学家都崇尚理性，视其为德性和人类所有行动的指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奧古斯丁、笛卡尔、洛克、霍布斯甚至哈奇森都会一致赞同这种长久以来确立的观念，即理性的职责是控制我们的感情和欲望。然而在第一部作品里，休漠就推翻了这种观念，惊世骇俗地宣称”理性是并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
这句“应当是“颠覆了两千年来的哲学传统。休漠不动声色地指出，人类此刻没有、过去也从来未曾受过理智的支配。理性的作用只是纯粹的工具 :它教我们怎样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我们想要的东西取决于我们的 感情和激情—— 愤怒、欲望、恐惧、悲痛、嫉妒，还有愉悦、自我满足、虚荣心，以及根据理智原则生活的相矛盾的愿望——在最后这种情况下，我们认识到理性的要求并依照它行动。然而教结我们这些的不是理性，而是习惯， 它给思维或理智界定了一个框架，将特定的原因或行动与特定的结果联系起来。归根结底，我们是习惯的动物，也是感情和激情在其中运作的物理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谋求自身的利益，我们学会了控制破坏冲动的激情，追求成功。《人性论》于 1734年问世，当时休漠只有二十六岁。
理性和感性的辩证关系的扭转。千年文明崇尚理性，但休谟指出来理性应该是感性的奴隶，这其中的思考是务实而深邃。即便今天，也有不少人过于崇尚理性，但实际支配我们的是情感和习惯，并非理性。
“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在每个政府里，”休漠写道，“在掌权者与自由派之间，都永远存在着内部斗争,在这场竞争中，没有哪一方能够占据绝对的优势。” 那么现代社会的政治必然包含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是由两个既互相冲突又互为补充的要素造成的：维护个人的自由与维护社会的权力。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会腐败,最终摧毁社会本身；休漠已经预见到了极权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但他同时还意识到，即使在最自由的社会，” 自由”也不得不为权力付出“相当大的牺牲“，权力”必须被认为是为了维护自由所必不可少的存在”。
自由和权力的较量，配合好才重要。失衡是会出问题的。
里德、詹姆斯• 比提(James Beattie,里德在同王学院的同事)和爱丁堡的威廉汉密尔顿全都主张，所有人都生而具有一种被称为常识的理性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弄清并确定关于世界的判断，以及这些判断与世界的关系。常识告诉我们，世界由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实体组成。常识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理解世界，能够穿行于世界之中。常识还告诉我们，无说作为个人还是社会成员，我们对外部世界了 解愈多’就愈能对其产生作用。
知识就是力量(所有苏格兰哲学家都承认这一点)，获取知识要通过经 验。但是,里德坚持认为，无论其他属性如何,那种力量都属于每一个人。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将那种能力扩展到极限,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自由。将里德的哲学称为一种关于人类自由的科学也许并不过分,他对革命时期那代美国人以及此后的美国人产生如此感 染力的原因也不难理解。他将智力民主化，坚持认为普通人的判断可以像哲学家那样确定无疑。
常识是一种理性能力，是一种对理性的抽象，common sense，不是简单的知识。
与传说相反,詹姆斯•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发明蒸汽机的是英格兰人纽科门和托马斯• 萨弗里(Thomas Savery)。瓦特做的事情具有典型的苏格兰风格，他完善了別人创造的东西，使其用起来比原来的发明者想象的更高效、更广泛。瓦特给蒸汽机提供的是单独凝结的设想，这使蒸汽机得以产生一种持续的运动，他还在1781年把这种运动转变成了旋转运动。他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可用于实际工作的发动机。商业社会将要转变成工业社会， 而技术将为其提供驱动力。他赋予了资本主义以现代面孔，而这张面孔一 直延缓到了现在。
苏格兰人虽然发明了科学、货本主义、自由和进步思想，但并没有发明技术。这依靠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奉为神圣的特定基本原则——常识——它是我们最好的知识来源,通过个别实验、试验和错误可以检验一般假设并从中获得科学规律。就像瓦特蒸汽机运转不停的活塞那样，科学和技术赋予了文明的动态变化。就像它们对于我们那 样，对于苏格兰人来说，它们是现代生活的关键。一系列闪亮登场的苏格兰 发明者、工程师、医生和科学家向世界上其他人证明了它们的精髓。
亚 当 • 斯密写道，分工是创造财富的关 键。瓦特的发明显示，分工的未来是技术革新。通过解放隐藏在自然本身中的动态力量,人们可以让其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瓦特喜欢说自然有其弱点，只要我们能发现它”。
发现自然的弱点是科学的工作；挖掘科学发现的实用潜力是工程师及其业务伙伴企业家的工作。
瓦特发明的不是蒸汽机，而是蒸汽机的实用化技术，技术的实用化永远比发明本身要更有意义。科学和企业家的分工十分明确，这点应该在投资中反复考虑。
实际上，当加拿大倾向于吸引那些想拥有一片土地、过乡村生活的苏格兰人时，美国吸引的却是 那些決心在某一行业或工厂工作中千出点儿名堂的苏格兰人。他们的工作 伦理和道德原则是一些请语。企业家和禁酒主义者尼尔道(Neil Dow)在 1881年写道:“在所有来到我们国家的稿民中，苏格兰人总是受到欢迎。”他 特別补充道:“他们带给我们肌肉、头脑、可靠的技术以及在我们的很多大型 产业中的可信赖性,他们在这些产业中是最成功的管理者。”
在所有美国称民团体中，恐怕只有犹太人拥有比较多和比得上的技术。但是与犹太人不同，苏格兰新教移民并没有受到宗教歧视的妨碍。他们也与英格兰移民不同，不期盼获得特殊对待或优待。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有句名言：“我是一个苏格兰人，因此我不得不为进入这个世界而战斗。“他们就是靠着这句格言而生存的。他们预先就把艰苦工作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
卡内基的话反映了其他很多人的这种情感，即”美国是苏格兰在海外的实现“。美同是这样一个地方,苏格兰人可以利用那个大陆提供的机会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生活和一种新身份。毕竟，就像曾经成为一个”大不列颠人“那样，成为一个美国人首先是一种观念或文明本身。它所要求的只 是一个需要达到的目标，一 个需要满足的欲望，而一个人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事物、任何人。
苏格兰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国人有一拼。这也是能在美国胜出的原因，不畏惧、不抱怨，只是努力向前。
苏格兰的彻底性和对削减业 务费用的关注以及乐于冒險的精神起到了作用。不到二十年，g[l 1892年， 卡内基钢铁公司(Carnegie Steel Corporation)加工的钢材就相当于英同产量的一半。 这就是亚当•斯密所i胃的真正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卡内基也改变了劳动分工的性质 ，斯密及其弟子就明白了 ，劳动分工就是生产性财富的源泉。他通过有效地颠倒企业和技术的关系做到了这一点。在卡内基之前，企业不得不等待科学家和工程师取得的技术进步来创造新产品、提高产量。而现在,生产要求自身就能迫使技术革新。经理而非工程师、工头或聪明的雇员做決定,他通过查看流程图来度现哪些程序 可以变得更加有政，哪些方面能更节省费用。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解雇。通过非常仔细地检查他的记录，卡内基还发现了一个新原则，即减少制造一种产品的费用的最好方式是大量制造这种产品。生产规模越大，成本越便宜。卡内基已经发现了 “规模经济学”。
卡内基赞扬美国制度的优点。他对英国人 说你们国家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事物本末倒置。“你们指望你们的官员来管理你们，而不是去管理他们。“他成了英格兰自由主义哲学家赫伯特•斯宾 塞(Herbert Spencer)的一个热情崇拜者,斯宾塞把亚当斯密对自由市场优点的信仰扩展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哲学。卡内基预见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工业世界“，这个世界“没有战争和身体暴力，在这个世界里，通过发明天才和大规模生产的奇迹，工业的果实太丰富了，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
他遵循他的平等主义原则说：“伴着财富而死的人是可耻的。”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开始将这种看法转化成行动。就像贝尔那样，他开始将自己的财富视为公共财产。卡内基将很大一笔钱投入了教育，尽管他投人的只有一种教育。本杰明 • 拉什说“当知识被局限于纯粹的玄想时，它没有多大用处。”卡内基则 将拉什的这一原则发挥到了一种新的极致。他把科学、工程和职业训练视 为美国教育的未来，拒绝资助一切脱离这些实用范围的项目。
卡内基的工业实践，不仅创新了社会关系，发现了规模经济学，还预见了物质极大丰富的新工业世界。卡内基的财富观也极其正面，对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理解无疑也加速了现代科学和文明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