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读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Parag Khanna写的 Connectography：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译为《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这样的关于未来的命题很少有时间认真思考过，于是从平时过于具体的工作抽身出来阅读这些宏大命题的时候，还是有些意外的收获。
未来会如何，有哪些笃信的确定性？本身是个很严肃的命题，却在平日里难得去认真思考，更不用说形成任何结论。即便谈及未来，要么陷入“不可知论”的怪圈，既然是未来，影响因素过多，因此未来本身就是不可知的，再怎么预测都毫无意义；要么陷入“一切皆有可能”的怪圈，既然不可知，自然也就不能否决任何一种可能性，于是就一切都有可能了。于是一场关于未来的谈话，往往大多数的时间会耗费在这两个极端的探讨之中。
但未来一定是有很多值得观察和理解的维度的，这样的维度一旦建立，既可以印证过去的史实，又可以探讨未来的可能性。Connectography便是从“互联互通”的角度进行了非常有意思的观察。
基础设施的连接和匮乏
基础设施的连接已经打破了国界的隔离，重新塑造着这个时代的格局，把国家从过去的国境分隔变成了而今参与全球分工的功能分隔，这样的趋势势必还将继续。基础设施也需要不断适应人类的新需求来驱动经济增长，带来新的产业机会。国内近几年的大幅基建投资，总让人产生基础设施过剩的错觉，却忽视了全球面临的系统性短缺。
全球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从未如此突出。全球人口数量已经突破70亿，但现有的基础设施仅能满足30亿人口的需求。要想实现由出口驱动的增长转向更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消费驱动增长，基础设施必须先行。
现在各国建成的让人们相互连接的设施已经远远超出将人们分割的设施，今天基础设施的全幅图景中有长约6400完公里的高速公路、200万公里的油气管道、120万公里的铁路以及75万公里的海底电缆，与此相对，全球国境线仅有25万英里。据测算，人类未来40年里要建设的基础设施要超过此前4000年的总和。
大型基础设施超越了自然和政治地理边界，这显示出世界正从政治空间构成（如何合理地分隔地球）转向功能空间构成（如何有效利用地球）。如果国家能从功能角度而非政治角度去看待地理，那关注重点必然是如何有效利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如何将资源有机结合并与全球市场对接。
如何满足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型枢纽型基础设施的新建造几乎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新机场、地铁、高铁的建造困难，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上的，更是政治规划层面的。但政治一定会滞后于产业发展，于是新机会便在于那些政治还未意识到的新产业基础设施领域，比如部分电信、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如果说微信就是基础设施，谁会反对呢？
除了大型基础设施的建造不可替代之外，不少小型基础实施需求的满足如果利用现有设施的改造的成本一定很低，于是Wework、Airbnb、滴滴这类借助互联网工具以共享经济改造的方式不仅有效地满足了在办公楼、酒店、交通等方面营建基础设施的新需求，而且其自身的价值也得到市场认可。
即便没有互联网的帮助，如同北京的798从废墟走向新型艺术区一样，国内众多的废旧厂房正在兑变为新的创新之所，若干破旧的山村农房正在被包装新式民宿和精品酒店，顺延着几年前在科隆、汉堡看到的把旧码头改造成现代新区的路径，东柏林甚至由此正焕发着新的生机。虽然没有共享经济那样的网络张力，但这些新基础设施的出现也确实在一点一滴以更本源的方式带来着改变，经济回报未必满足风险投资，却本身一定是个好生意。这股新基础设施改进营建的潮流其实从未停止，只是缺乏细心的理解和观察。
由此看来，新基础设施的建造，特别是旧基础设施向新基础设施的转型其实酝酿着巨大的商机。十年前，如家通过改造旧招待所开创了中国的经济型酒店行业；人和商业通过地下防空洞的开发利用创造了新的商场业态；周庄、古北水镇等若干古镇的已经成为了多A级景区和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而今，众创空间正在重塑着办公场景，新改造的简装公寓正在改变着合租房的业态；小型民宿和精品酒店正在填充着旅游目的地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开创着新的需求。
全球供应链竞争
延续亚当斯密的分工细化，供应链也是理解当下世界变化的新角度。全球分工协同带来了新命题：既要努力占据物流层面的核心位置，如生产和分销，又要努力在产品价值链上向上攀升。这样的逻辑不仅适用于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也适用于企业竞争的逻辑。
全球供应链体系已经替代国家成为全球化文明的基石。在供应链世界中，谁拥有领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使用。名义地图上的世界信奉这样的格言“我的领土就是我的”，但在事实地图层面，供应链世界的规则变成了：不用则废。
要理解供应链战争的唯一表达式就是：水平+垂直=上行线，各国都希望成为生产和分销的水平节点，在水平节点上成为生产中心或分销中心；以及价值创造的垂直节点，在垂直节点上成为高附加值的节点；两者结合就可以推动经济上行。
航运业在数千年来都是洲际贸易的基石，在今天仍然承担者90%的货物贸易运输。目前全球Triple-E巨型船的数量已经达到20艘，超过了全球航母的总数，而Triple-E的长度近乎美国最大航母的2倍，同时又和A380一样永不停歇地运转。1990年，全球1万艘商业船只中仅23%离岸注册，现在则是72%；
中国当下依然是“世界工厂”，虽然不少低端的生产环节都在向周边国家转移，但优质、高利润的成本可以承担的生产环节还在转向国内，不仅是市场优势的吸引，也是我们在价值链上向上攀升的必然——当世界顶级的高铁、飞机制造商变成中国公司的时候，核心的高利润工厂和供应链体系必然会在国内植根，而高端供应链体系、制造能力的建立其实是在参与全球分工的位置向上爬升的过程。
在这个趋势下搜寻的相关投资机会，一定是与此一致的：在全球产业竞争的垂直维度上保持高附加值，水平维度上保持核心位置。这样的产品，一定具备走向全球销售的能力还能保持不错的盈利。现在看来，垂直上的优势往往在于技术积累、经验积累、品牌积累；水平上的优势在于工艺及生产能力、渠道能力。大疆在无人机领域的成就便是二者的难得结合。小米倡导的生态链新国货实际也是从“技术积累+生产和渠道能力”两个维度的共同结合，相信随着技术、经验和品牌的积累，新国货在价值链层面也会稳步上移，更多的新国货也会陆续走向全球。
经济特区和超级城市崛起
当年小平同志在南海边画个圈并不偶然，也并非独创，经济特区的创设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实际是各国在政治许可和参与全球化经济分工两者冲突时作出的妥协安排：让经济秩序规则优先于政治规则。全球经济特区4300多个，上亿人工作与此，已经几乎是一种非常普及的存在了。
从百年前的被迫通商，到如今的主动开放，主动参与全球化产业竞争，这一趋势也越来越势不可挡。更进一步的是，经济特区扩张之后，实际是更开放的政治秩序了，至少在政治禁地之外，经济的自由贸易区会不断扩展。WTO之后的TPP等自由协定安排在创造更大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带来政治摩擦，但摩擦之后还会是经济秩序的更自由开放，这样的趋势近乎必然。
《全球趋势2030》报告提出，未来世界非常可能成为一个“非国家化的世界”，中央政府认识到自己改革能力的不足，转而将这一责任赋予经济特区。
纵观历史，城市发展模式始终如一：城市进行自商业的自我开拓，然后成为其内陆地区的首选门户，跨越山河边界与其他城市和势力相互结盟形成连接。
经济特区变成了世界上普及最快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如今世界上经济特区的数量已经超过4000个，它们构成了功能供应链世界上一个个迅速崛起的城市。经济特区正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新的政体，它位于国家主权的地理版图之内，但却拥有全球化的治理和功能。它既属于全球供应链，也同样属于自己的国家。如今经济特区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残酷，若未能在经济多样化、实现地区包容、创造服务型就业等方面提升城市的有机属性，经济特区就会迅速丧失吸引力。
城市可以被看作一项古老的社会工艺，是将人集中到一起并展开密集而有效劳动分工的基础设施。但是人的快速城市化仅仅意味着人在涌入城市，却不代表城市已经为人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因此，在今天成功的经济战略必须包括能够吸纳人口以及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战略性城市投资。
超级城市是一个充满无休止人口循环的代谢生态系统，白天的人口可能比夜间多出数百万。超级城市实在太大了，因此必须修建更多更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卫星城，通过多种新的集群来降低拥堵。相反，那些缺乏足够基础设施的城市，则变成了无人管辖的黑洞，只会以巨大引力吸收周边人口，成为贫民窟、黑市以及违法犯罪之所。
“拥有一张公交卡比拥有一个大学学位重要得多。”交通和互联是社会流动的真正途径。
超级城市既是城市内生发展的结果，也离不开经济特区带来的产业扩张，使得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资本都参与其中。人口大量涌入超级城市带来的必然是基础设施的需求扩张，能及时跟上和满足的，会成为新的城市文明，基础设施跟不上的，就会出现新的贫民窟，形成城市毒瘤。
国内近几年大力整顿棚户区，有人质疑乱投资来支撑经济衰退，但本质上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再造的前瞻做法。节前在上海住在外滩附近的人民路，附近大片的弄堂正要拆迁。步入其中，感叹这种城市的古老建筑和记忆正在被现代化无情清洗的同时，历史的车轮还是在无情的前行。弄堂里的生活的人们也并非风景照上拍出来般的文艺和深邃，不食人间烟火，而实际的生活是被时代落下的满是埋怨和无奈。拆掉，前行，融入现代社会，一定是全体的更好选择。
这种新的经济特区形态、新的超级城市形式孕育了大量新的产业和投资机会。敏锐地寻找通过经济特区参与全球服务和科技行业分工的新模式；在超级城市中寻找满足80%人群需要的新消费和服务品牌、新基础设施的企业服务机会都潜力巨大。城镇化趋势近年来一直被作为国内非常大的投资背景，一方面讲大城市中产阶级扩张形成的新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讲农民进城带来的四五线城市及小城镇的新消费需求，二者都有其实在的道理。但消费之外的超级城市正常运作，更离不开大量企业提供的基础设施支持，近的如水力电力电话交通，远的如社保银行医院学校，其中的企业服务机会，更值得关注。
互联网数字供应链
互联网，包括微信，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基础设施了。互联网带来的产业变革也毋庸置疑，值得注意的其实是对企业的重构。科斯若干年前从交易成本来讨论《企业的性质》，包括企业的规模和组织方式。而当下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在互联网影响下进行重构，虽然缓慢，却也势不可挡。一方面，专业分工引致非核心业务处理的外包模式非常流行，从话务中心到金融文件处理到医药研发，外包无处不在，正在把过去的大企业瘦身成为专注核心业务的小公司；另一方面，企业也正主动把部分全职岗位调整为兼职岗位，大量的人靠兼职而生。
互联网是为克服距离而生的。被我们称为技术公司的那些企业，实际都是技术基础设施企业，电信已经超越所有形式的互联互通。信息技术产业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部门，伴随基础设施的兴建以及广泛的部署，新技术总是会催生出全新的产业，自工业革命以来，运河、铁路、电、公路、电信、互联网都遵循了这一规律。他们都引发了所有行业在生产效率以及质量上的巨大飞跃。
一个充满竞争的全球数字劳动力市场正在崛起，如今虚拟求职门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upwork等网站至少为100万人带来了额外收入。2014年美国有5300万自由职业者，占劳动人口的1/3强，这个数字仍在上升。通过TakeRabbit或Fiverr等网站接活儿来维持生计的永久临时工成了增长最快的一个工种。
最直观的理解莫过于互联网解决了工作的距离问题。远程工作如果能满足要求，必然会通过远程来寻求更合适的人参与，而不是让之前本地化工作的人不用去坐班了，这也带来了全球数字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排除未来许多的人会独立在创客工场租个工位，同时服务于多家公司。这其实是个机会巨大的新产业：如何将这些分散的人组织起来具备独立对外提供服务的能力？由一家公司会负责主体的接单、客服，但生产过程已经众包给了那些合适的人，前提是这些人需要能以此过活，成为一种新职业。
文明融合和人口流动加速
文明融合的源动力相信是来自于人性本身，无论是人的好奇心或社会化属性使然，还是人类社会向上前行的集体动力使然。略有意外的是，旅游和人员短期流动这件事居然才刚刚普及了几十年。虽然道理非常浅显，如果不是工业革命带来若干新发明以及交通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既不会有全球分工普及带来的生产力和收入提升，也不会有大众负担的起旅游成本的可能性。
全球性的基因消融并非是新现象，而是一个连续过程。全球互联互通正使这个过程变得更迅速。过往的几千年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远离过自己的出生之地。直到过去的几十年，自发的国际商务或观光旅行才开始出现，但也只限于各个国家1%的精英群体。时至今日，每年有超过10亿人跨越国境。
这种短期人员的流动可谓世界经济的基石，旅游和酒店服务业贡献了全球GDP的10%，为超过2.5亿人口提供了就业。但“到处都在欢迎资本，劳动力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Meichael Clemens声称，如果能够对临时工人进一步开放国界，全球的GDP完全可以翻一番。
但仍然有奇怪的事情存在，眼下的世界各国到处都在欢迎资本，却很少欢迎同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理由是外来劳动力会对本地人口造成冲击，但这样的理由不是和贸易保护主义宣传的如出一辙吗？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必然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跨国流动还受到限制，国内几乎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足够吗？一定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人口的加速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产业和投资机会呢？新的旅游模式、新的住宿需求一定会出来，旅游的周期律抹平几乎不可能，但一丝丝小的调整带来的可能都是巨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