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国财长保尔森2015年的书，一只没进到国内，经师兄推荐才看到了香港翻译版，收获很大，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关系、决策机制和思考方式。对于未来，也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再真实不过的历史，相信这样的决策和政治传统，在今天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优秀的习惯
还是个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时，我就学到，成功的关键在于培育关系，培养你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你的公司与他的或者她的公司的关系。作为财政部长，我努力创建持久的关系，这次是国家间的关系。人来人往——我不久就会卸任财政部长的职务， 中国的领导层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用SED为两国关系创建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在我们之后仍然会继续发挥作用。
还是个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时，我也学会了一些其他东西：从不把“不”当作答复。你第一次几乎不可能得到你所要的，特别 是在新客户那里。你得努力理解他们的需求，设计你的建议，诉诸他们的最高利益。然后，你得坚持努力，坚持要同一样东 西。只要花了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努力，回答也许就会变成“是”。
关系是一条双向道。如果重要客户请你做困难又不大赚钱的事情，你也不能拒绝。
不过时的方法论
随后我们为李嘉诚及其公司做了相当多事情，在许多生意上帮他融资、收购和出售。仅仅一个两百万美元的承诺并没有为 我们赢得这些委托。李嘉诚是个太精明的生意人，他可不会这么做。我们需要靠表现赢得每一份工作，但那个承诺的确使得我 们坐到了桌子旁，从而能去争取生意，而且也帮助创建了我们在香港的名声，以及后来在中国大陆的名声。
我从中领悟到，你需要仔细听对方实际上说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只要那不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就要尽全力帮他们实 现目标，或者说服他们那是实现不了的。在什么地方都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在中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方说着 同样的话，意思却相当不同。你可能认为双方合资时目标一致，结果你的合作伙伴感兴趣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方风雷是个行动派，是在中国体系里运作的天才。我认识的银行家里，很少有人具备他那样的办事能力，中国银行家更是少之又 少。他还是天生的讲故事高手，能化繁为简，把复杂的事情对中国官员讲明白，说服他们展开行动。
我在中国比在任何地方都忍受了太多的礼节性的会 议，与会者一个接着一个讲话，说完后坐下点头示意，然后下一个代表站起来念着预先准备好的发言。我不愿意SED也是这个 样子。我不想让发言者干巴巴地背诵写好的讲稿。我需要的是真正能奏效的会议，以坦率发言和坦诚讨论来锁定关键问题，促 进理解和信任，以达成针对各种行动的协议，后者也被称作可以付诸实施的成果。我对美国代表团立下鲍尔森式的会议规则:“不许使用黑莓手机。不许接电话。每人必须参加所有会议。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真正的对话中，你们要集中精力讨论。”
我喜欢用同样的方法面对每一个挑战:先有一个大图景，再挑选能迅速完成的第一个具体措施，以积聚能量，然后不懈地 推进，给所有人设定紧张的进度表，否则太容易失去重点和动力。我在商界用这种方法有效，在清华用这种方法也有效，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结果导向的朱镕基也喜欢这样工作。
我们都争辩得脸红耳赤了，刘明康却完全接受不了。他的当务之急是时间。是的， 他希望交易能做得出色，但他等不了，在香港上市会容易一些。若推迟，影响的不只是中国银行，而是整个银行业的改革。我忽然明白了，这是个不顾客户真正需求的典型例子。我转向特雷西说，“特雷西，你和我等一下只好忘掉资本市场部的 同事了。我们要去对刘明康说:‘好，我们能够按时完成，你们不必到美国上市。’”
说到底，我做出的选择是实际的，是周全的。我不得不判断，中国银行是不是真的想解决自身的问题，是不是具备相应的 管理能力。我的结论是，如果中国人未能控制住那些问题，他们的损失将比任何人都多。若再来一次危机或丑闻，所有其他银 行的IPO乃至银行改革本身都要推迟，政府不会想冒这个险。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确保所有事情都规整好。但我的判断是，既然刘明康及中国政府希望推进，他们就一定把事情控制住了。假如我在这一点上不信任他们，去不去 纽约上市、要不要再花六个月时间准备，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了。我把公司在中国的未来押在刘明康的能力和政府的真诚上了。两者都没让我失望。
布朗提议，他的公司买入IPO的可观股份，作为回报，允许他的公司进入繁荣的中国南方省份经营油料零售业务。马富才设法找到了分管国有企业的 副总理吴邦国说明情况，吴邦国同意出具书面支持，请求中石油团队为他起草文件。一份批准加油站交易的文件初稿很快传真 给了他，但内容模棱两可:他并未明确说中石油可以把加油站卖给英国石油，而是说，一旦 加入WTO，中国将对此类交易更为开放。布朗接受了这个模煳的承诺。后来，英国石油虽等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在二○○七年和“中国石油”成立了一家拥有广东五百个 加油站的合资企业。
如走钢丝一般正是中国风格，但你只能如此。在中国你不得不频繁地在灰色地带工作。在这个边走边干、重塑整个经济的 国家，往往是先完成交易，然后再颁布法律法规——而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时代，并不需要这些法律法规。你不得不凭着信 念做事:尽管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中国人不能完全照你希望的那样立下字据，但他们最后会遵守和兑现承诺。这是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家，当时是这样，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信任和面子是最要紧的——哪怕他们闪烁其词，你必须相信，他们承诺了就会兑现。我跟中国最高层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打了二十年交道，我的经验是，只要某件事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他们 就会无一例外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确保“中国石油”IPO的成功，显然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英国石油的理解很正确：中国需 要西方人的技术和资本，误导外国合作者对中国并无好处。
政治传统和决策
中国缺乏对法治的信守，而人治是常态，意味着创建牢固的个人关系对于做生意极为重要。
王岐山开口求助时，我深吸了口气，说，“你确定找不到更好的人做这件事吗，岐山?” “这是为了我，汉克，这件事很重要。”他回答。“我希望由你来处理。” 很快我就明白了。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决定与过去一刀两断。
一位中国的顶级交易行家向我解释说，一开始王岐山就不太在 乎中金公司是不是赚钱，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看中金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改革。
许多签署的理解备忘录毫无成效;参加非正式谈判的官员缺乏相应的权力，或者无法把项目“推销”给上级。还有， 中国缺乏对法治的信守。而人治是常态，意味着创建牢固的个人关系对于做生意极为重要。为此，我频繁去中国，尤其是最初 几年。我们逐渐学会了辨认出最可行的交易:既要有恰当的客户，也要有最合适的中国支持者。
我们学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训:有许多官员能批准交易，但在一个基于共识的决策系统里，扼杀交易只需要一个位置恰当 的官员。我们从此学会，不管做什么领域的项目，任何可能有利益牵扯的、能想到的人或机构，都要广泛去争取，并且要不懈 地把他们拉到我们这一边来。
李鹏扼杀了交易，让我们吃了一惊，但其他人向我们保证，当情势允许时，我们将得到山东未来的生 意。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是一位目光长远的坚定改革者，负责审批中国国有企业上市的第一批授权。他许诺说，电力公司的IPO 将交给我们办。
我和合伙人从李鹏对山东交易的干涉里明白了，中国领导很深地涉足经济的枝微末节和改革产生的变化。这是指令经济 (command economy)不可避免的后遗症，顶层要介入本就是题中之义，也反映了他们为国家做出的方向性决策的重要性。
正如我很早就知道的， 在中国，虽然一个人说了不算数，但很多人却能说不，而把一件事搞砸。而你总是需要得到来自最高层的祝福。
我不会忘记一九九九年初，我去他北京办公室和他周永康见面时，他说过的话。他说:“汉克，你认识我们政府里的大人物。用你的影响力把我从这 里调出去吧。”我笑了笑。在那年晚些时候，中共任命他为四川省委书记。
我向薄熙来解释说我不再是投资银行家，而鲍尔森基金会也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他却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话题:“你可以利用你的影响力让美国公司来重庆，”他坚持道，“我们可以一起干一些牵线搭桥 的事。”
我说话时，他举起手臂打断我，让我很惊讶。“我手下的人告诉我，你在青海湖岸边捡啤酒易拉罐，”温家宝特别提到，“显然你在乎中国。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严峻。”
最后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见面。胡锦涛表现出我之前从未见过的热情，他对我 说，我花时间访问中国的西部，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把我们的会面延长到九十分钟， 并且这是我跟他之间最深入的一次交流。
本质上，共产党是和人民达成了一个用繁荣来换取长期政治权力的协议。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在人民中的信誉根植于 经济机会、创造就业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如同胶水般，把这个体制黏合在一起。
在那天的晚宴上，中化集团(中国大型石油化工公司)董事长刘德树说:“模煳之处很多。我们是向国资委负责?还是向 普通股东负责?抑或是向全国十三亿人民负责?如果每人都是股东，那谁也不是股东了。” 第二天，我在午饭的时候把这个观点告诉了傅成玉。他提出了一个实用的观点，他说，帮政府就是帮公司，因为政府最终 会投入资源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我和股东说，在服务于他们和服务于国家之间一点都不矛盾。”他说，“任何时候只要是国家战 略，就意味着有巨大的市场。”
重要的细节
我后来了解到，细致认真的吴仪亲自检查了从菜单到鲜花的摆放等所有准备工作。
二○○二年十月末，温蒂、阿曼达和我想赶在丽江的会议前看看那个地方。徐省长在昆明机场接机，为了不错过我们的早班飞机，那一夜他是在机场过 的。
我认为给出一个合理的数字和行动的时机，将有利于鼓励中国人采取行动。这一招还能堵住反对者的嘴，他们 认为任何现实可行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赤字的作用不大，赤字主要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除非中国能让市场决定汇率，否则都会被批评者贴上升值不充分的标签。
“在中国你永远是受欢迎的，你的意见也永远会受到重视，”王岐山对我说道，“你知道如何成事。”他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成立了一个最初由我本人出资的鲍尔森基金会。这个非营利的基金会于二○一一年六月正式成立，致 力于推动更多的美中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更清洁的环境。
中国的未来
习近平身材高大、充满自信，他是那种一出现就能让满室生辉的人物，所 以我看得出来，为何他能在领导层晋升得如此之快。他观点犀利，有远见。他说，持续的繁荣抬高了劳动力价格，在低成本优势消失之前，中国应该在其他地方复制浙江繁荣的私有经济。他的关注点在帮助浙江和其他沿海地区走向产品价值链的更高 端，也就是说，像新加坡在过去数十年里所做的那样。
“中国谈‘改革’，不是喊口号而是干实事。”习近平主席在二○一四年七月一次泛谈中很肯定地对我说，“在我们〔列宁主义 式〕的民主集中制中，我个人得对此负责。”
习近平将区域化方式破解发展难题视为其将来的遗产之一。正如他 二○一四年七月简单地告诉我的那样:“这是我个人的设想。”
“为了现代化，我们必须走都市化道路，”李克强在一年之后的另一次会面时对我说，“但是这个道路太难了，以至于我们觉 得像是在走钢丝。”李克强身兼管理经济和改革的职责，他强调都市化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二○一○年对党内领导人的一次讲话中，李克强提出城市的扩张不但能推动增长还能帮助减轻不平等，创造一个“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位于中间的中产阶级人数大于两端极贫 和极富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