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中国的五次路线转型，三对两错。对于理解当下的中国还是很有帮助。按惯例
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下还在第五段历史，或者已经进入了第六段了，希望是在前者。
中苏分裂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忽视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实质上是经典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激辩。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中共自己不变修，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符合逻辑的延伸。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也是一场社会大试验，在这一点上与“大跃进”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是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
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在意识形态，苏联倒后，我们势单力薄，但接过了正统，于是是一轮轮的整人。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在做总结讲话时，他又说，要用一二十年时间“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21]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在东北老解放区出现，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开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经营困难。”
新民主主义就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时代，难得的美好时光，可惜被加速的公司合营终结了，也是被野心所终结了。
计划能否实现，还取决于苏联的大规模援助能否到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心存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心中国走“铁托式”道路。即使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没有消除斯大林的怀疑。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才得以改变。周恩来说过，“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改变了”。毛泽东也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看得十分透彻。1952年1月16日，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中国今后的工业化方针，必须完全依靠与信赖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建立最现代化的工厂。
全面苏化的时代，重工业当头的时代。
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
大仁政就是举国体制，牺牲一部分人，做成几件事。
虽然毛泽东提前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开始时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需要3个五年计划，即到1967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样一个涉及6亿多人口的社会大改造，竟只用了4年时间，即在1956年就完成了，比原来设想整整提前了11年！其实，真正的“社会主义高潮”不是4年，而是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半时间，而初级社转高级社更是在两三个月内“一下就轰上去了”。
一场涉及几亿人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竟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农村高级社基本上是苏联集体农庄的中国版，实行集体所有、统一核算、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的经营方式；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收统支、统包统配的集中管理；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同于国营企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合作化后，形成了第一代城镇集体经济；城镇人口就业统包统配，形成“铁饭碗”制度；“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90%来源于财政，79%来源于中央财政，国家几乎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117]国家统配物资从1952年的55种，增加到1957年的532种；中央直属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国务院工作机构和人员从1954年的46个、2.3万多人，分别猛增到1956年的82个、5.2万多人。
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出，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在中国普及了。
历史有其内在的规律，欲速不达。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6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从集体领导到个人决断。
“当时有一些形象的说法，比如，全聚德烤鸭、东来顺涮羊肉没过去好吃了，王麻子剪刀没有过去快了。陈云认为，资本主义大范围内不合理，小范围内合理；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内有不合理之处。要使两个方面都合理，就应当在国家市场指导下允许自由市场存在，没有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10]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体为补充；按计划生产为主，市场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这是一种改良型计划体制的构想，即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允许少量非公有经济存在。陈云的主张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认同，在八大决议中也有所体现。”
八大思路事后看是好的，可惜被卷入政治斗争了。
“5月14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经明确透露出准备反击的意向，但对党外秘而不宣。除涉及物价、外交、肃反三项，要求党报继续刊登“鸣放”言论，引右派出头，以“暴露其反动面目”。[51]邓小平作为总书记直接部署反击行动。他在5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各地领导人回去赶快收集右派们的言论，他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贵”。[52]中共高层是把反右作为一场大战来打的。《人民日报》连续发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直到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仍然要求“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并“登在报上”。[53]其目的更加明确，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查，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
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了。
“我们还应看到，“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是一个集体行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急于建功和敢于冒险，他们往往把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加以发挥，添油加醋，生出各种奇思妙想，做出各种标新立异的事情。如毛泽东主张深耕，就把1米以下的土翻上来；毛泽东提倡密植，就植得密不透风；毛泽东要求多积肥，就把农民的土坯房扒掉肥田；毛泽东赞扬“一大二公”，就搞一县一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放卫星、办食堂、军事化、撤村并户、男女分住，消灭家庭等做法，都是干部们“创造”出来的。当闯出乱子后，许多人为保全自己或迫于压力而隐情不报，导致真实情况不能上达，延误纠错的时机。每个人都成了高速旋转战车上的一个部件，每个人的行为似乎都能找到理由，又都无法对其后果负完全责任。“大跃进”的失控是运动式经济的必然结果，消灭了市场又破坏了计划，用行政命令指挥经济，混乱接踵而来。”
“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不只是领导因素，也是群众的非理性所致，也是一场狂欢，只是没在股市发生。这样的历史再人类史上，比比皆是，每一场泡沫都摸不如此。
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现象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64年12月，毛泽东甚至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改革体制，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客观问题是很难用主观意志就改变的，还得配齐客观条件才行。强调主观能动性很容易，但要做到，是需要客观激励的配套的，不能靠自觉。这个毛病，我也有。
“每当毛泽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时，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放弃原有主张，检讨自己的错误，追赶毛泽东的步伐。1953年关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存废，1956～1958年从反冒进转向“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1962年从全面调整转向阶级斗争，几个重大历史转折点莫不如此。原因在于，延安整风以来，把毛泽东与真理等同起来，几乎成了全党的共同意识。毛泽东不仅在党内握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只有毛泽东说了才算。每当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总是把问题提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这足以让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失去自我辩驳的能力。”
意识形态裁量权是个大问题。所以争论还是要就事论事，不要进入主观意志的领域。
“刘、周、邓等人是否有抵制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是大可怀疑的。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在建党之初就写进了党纲。应当说，这种理解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本意，《共产党宣告》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中共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即使八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阶级斗争很多年不提了，也就不提了。
“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起点上，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逆料中国的改革能走这么远。从这里开始，逐步放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封闭式现代化转向开放式现代化的新模式。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中共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目标。”
远离政治斗争、意识形态，回到经济建设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德国、日本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都是在十几年时间实现的。这增加了领导层的信心，它们可以做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未来23年实现现代化？当时日本、西欧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考虑，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争相要借钱给中国。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从头摸起，可以“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因为有国际经验的参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体制模式的问题所在，催生了改革的冲动和共识。
还是要借鉴别人走过的路，不要硬创造。
从1978年7月开始，各省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司令、政委纷纷表明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态度。正是这场舆论战，突破了拨乱反正的禁区，推动了1979年后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平反的范围从文化大革命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乃至1920～1930年代根据地时期和1940年代延安时期的历史老案。
彻底的反思和改正。
邓小平1980年8月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如果说党内高层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那么对实行法治则有高度的共识。一方面，作为“文革”中的受害者，他们普遍地尝到了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厉害，尝到了无法无天局面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仅仅以政策治国难免多变，只有健全法制才能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来之不易啊。
“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仍然是1950～1960年代出现过的所谓“一线、二线”格局。胡、赵处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人处于二线，最终决断权在二线，核心是邓小平，其次是陈云。邓有足够的权威来整合党内意见，排除阻力并控制风险。当然，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决策须在党内特别是在元老间取得共识。”
一二线的权力结构也不错。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邓小平时代肯定是精英主义取向的。邓小平深知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1978年他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决定恢复高考、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公派留学生制度、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1980年，中共中共取消“文革”中从工农兵中选拔脱产干部的做法，改为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选进领导班子，逐步改变中共干部队伍的构成。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确立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点燃知识分子的理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中共与知识分子的一段蜜月期。
精英治国。
“中国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不是理性计划经济，前者较后者更缺乏效率，但放弃它所付代价要小得多。”
非常经典的总结，我们远谈不上计划经济，是政策经济、命令经济。哈哈。
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很难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强大阻力，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三大原则，第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反过来说就是三大戒律：一不能搞搞私有产权，二不能搞市场经济，三不能搞雇工剥削。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几乎不可逾越的。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起步所以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在于它的目标模糊性。然而，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关于改革方向的激烈争论不断出现。许多在初期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后来越来越趋向保守，质疑改革，根源就在于改革触动了上述信条。
目标不是越清楚越好，看历史，正确的路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我们也如此。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贵和强势集团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应当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但愿这会是接下来的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