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前集中读完了大部分，但没收尾，趁着年末收了尾，补一下笔记。对于苏联的过去，我一直是比较陌生的，特别好奇这个曾经庞大的帝国是如何能走到解体，他们的改革经历了什么。专门看了几部戈尔巴乔夫的纪录片，这本书也是非常不错的内容，按惯例做些简单摘要。
斯大林政权把农民当作农奴来对待。因此，农村人比城市人更加怀疑现存秩序的公正性，这就不是巧合。与我的城市同学不同，诸如“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概念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现实。我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多么不公正。斯大林概括了他对农民的态度：“我们永久性地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永久性地欠了我们的债。”这就是农业政策。
非常直接，我国亦复如是。这才是剪刀差的来源。
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主义只不过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努力的一种保守反应。赫鲁晓夫要改革的是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威权主义模式。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反应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这就解释了他的国内外政策自相矛盾的原因。赫鲁晓夫在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压力做出妥协的同时，不愿意放弃他的改革努力。正如我已经用文字表述的那样，赫鲁晓夫在后期对党和经济管理所进行的混乱改革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他希望削弱党和国家行政系统的无限权力。行政系统不喜欢这样的领导人，于是他被废黜了。
赫鲁晓夫的二十大秘密报告直接引起的国内反应是中苏断交、全面文革，反斯大林的集权和个人崇拜本身没错，这么看赫鲁晓夫其实是非常积极的改革派，要限制权力的滥用，这个评价之前还真没思考过。
德罗波夫葬礼后的两三天，赖莎去探访了安德罗波夫的遗孀塔吉扬娜。塔吉扬娜病倒了，情绪不稳。她坐在床上，大声地抱怨道：“他们为什么选契尔年科？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尤里选的是米哈伊尔。” 赖莎让她平静下来，打断她的话头。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事情与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形成了共鸣，即安德罗波夫在1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稿被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修改过了。
无论如何，选举新任总书记的过程极为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平淡乏味的事。吉洪诺夫极为活跃的做派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政治局会议开始，吉洪诺夫为防止乌斯季诺夫采取任何出乎意料的行动，提出了议程问题，立即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也许，乌斯季诺夫指望契尔年科因自的重任。但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按照传统，这样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不会对有关动议提出反对意见。所有人都赞成吉洪诺夫的提议，对契尔年科投了赞成票，包括我自己。这样做的正当理由很简单：重要的是不能出现分裂。
这就是人事不透明的恶果，容易临时换人。戈尔巴乔夫要能早些掌权，可能是好事。结果出来了，只能服从，否则就是高层的分裂。
人们经常问我：改革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我的回答是，改革破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扼杀了。但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改革战略被旨在摧毁苏联政府、经济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战略所取代。这是在瞬间发生的变故，让国家发展倒退至少十年。
列宁的价值在于将共产主义与思想进步和吸收所有人类知识的需要相结合。即使那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列宁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列宁敢于反对传统的观点，包括他自己的和党内同志的传统观点。
改革方向是对的，但太晚了，收到的阻力和破坏也太大，无法进行下去。列宁还是高人。
状况逐渐演变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在反酗酒运动之初，国内登记在册的酗酒者的人数为500万人。每年由于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约800亿卢布—1000亿卢布。人均（基数包括婴儿在内）纯酒精消费量为10.6升！ 顺便说一句，俄国于1914年实施“禁酒令”时，人均伏特加的消费量为1.8升，卫国战争之后上升到2升。
苏联的禁酒令也是最后出问题的原因之一，民间抱怨太大。人均消费10.6L，大约是22斤，每顿半斤的话一年要一个半月喝酒，是厉害。相比之下1914年的时候，才只有2L，居然涨了5倍。
本质上，问题在于到底是革命还是演进，再就是关于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当然，就其国内意义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但就其实施方式而论，改革是一场演进，是一个以改革为中心的进程。（我和其他人经常说：“这将要用上20到30年时间。”
叶利钦还特别记恨一个事实：作为全国最大的党组织——莫斯科市党委的一把手，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伤害了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但正是他在莫斯科的形象使他无法获得晋升。他很明显缺乏自制力。
可惜苏联没有这个时间了，叶利钦也不会给。不得不说苏共对叶不合适，这个关键职位，必须是政治局委员才行的，后续还要入常才好。苏联人对京畿重地的理解真是大不如我们。
党的二十九大所做的讨论和决定对于改革具有不同凡响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社会上头脑清醒的力量对于改革的支持。负责重大政治改革的委员会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并赋予改革思想的力量。这个做法开拓了改革的视野和前景。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是要确保由一个大权独揽的政府，非暴力地、和平地过渡到真正权力属于人民和苏维埃的政府，而根据《宪法》，掌握权力的就应当是人民和苏维埃政府。党的二十九大之后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1989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选民的投票率很高，候选人的竞争（15至17名候选人争夺一个代表席位）十分激烈。数千个非正式的协会和组织参与了竞选活动。如同真正的自由选举的通常情形一样，选举结果众说纷纭，而且无法预测。
国内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非官方组织，其主要的政治分野就是看谁“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共和最高苏维埃推出了在政治制度中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起初，我认为总统制难以与苏维埃制度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面对社会和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的加剧和数个政党建立的形势，必须立刻加强政府的权威，特别是行政权或总统权的权威。相关决议于1990年3月获紧急召开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废除。这样，多党制获得了国家《宪法》层面的合法性。这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
回头看，苏共的改革是触及了真正的政治体制了，至少从结果上看，这会是其倒台的直接原因，虽然不是核心原因。但这个破事反过来延缓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只要有改革，就会有保守派和激进派，这两拨人不只是各自选边，而是针锋相对，直接对立的。
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自由、平等、公正和团结是核心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为人类的解放和尊严奋斗的许多代人都共同拥有这种价值观。伟大的下层人民运动也在这种价值观的旗帜下勃然兴起。无论如何，我认为要是没有自由的价值观，没有政治和生活中的公正理想，没有团结和公认的道德原则，那么任何社会都将会成为极权主义社会或威权主义社会。直到今天，我还对以下事情感到后悔：我未能将我掌舵的航船驶入安全的港湾；我未能将改革保持在我预定的范围之内。就苏联和世界政治而言，由于我所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所以我感到十分沮丧。
自由、平等、公正、团结的价值观是不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人类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