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读完的书，整体还是有收获的。书里主要讲了苏联解体后10年整个叶利钦时代的事情，这段历史远非苏联解体、休克疗法这样简单的词汇可以描述的，也是一段非常丰富的历史。所以整体读下来还是非常有收获的，乱世出英雄，这些寡头也都是英雄人物。照例做些摘要。
2月14日，莫斯科的Dozhd TV对达尼尔金的助理进行了采访，她同时也是法院的新闻秘书。她说，法官本来准备写下自己的判决，但却被强制宣读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而这一判决是由更高的权威机构做出的。“我知道的真相是，判决是由莫斯科的市法院做出的，”她说，“法官有点羞愧，因为他宣读的并不是自己做出的判决。所以他读得非常快，想要尽早结束。”
整个事件揭示了普京创造的用来治理俄罗斯的这个制度。表面上看，市场民主的外在标志都具备：法院，法律，以及审判；证券交易所，企业，以及私有财产；报纸，电视，广播，以及政党；甚至有一些勇敢的人，高举抗议标语，或耳语有关判决的真相。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普京及其亲信手中。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这是一种软性的集权；但是当他们决定打击某人时，他们便会得逞。
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之后，他的石油公司尤科斯（Yukos）被迫破产，所有有价值的资产被俄罗斯当局剥夺。一笔意外之财——最有价值的石油生产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被收归国有。2006年，俄罗斯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筹集了100多亿美元，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权拍卖。当时该公司的董事长是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他同时也是俄罗斯的副总理及普京的亲信。”
对寡头的审判实际是政治审判。俄罗斯的制度也适合看当下的帝国：外在标志都具备，内里却是独裁。原来俄油就是当年被国有化的尤科斯。
因为没有真正的政治选择，许多俄罗斯人选择退出。Masha Lipman表示，俄罗斯人现在与政治渐行渐远，反而进入了与普京达成“不参与协议”的时代：如果普京不干涉俄罗斯人的私人生活，那么他们也不会干涉政治。根据李普曼回忆，在苏联时期，国家是无处不在的，但在今天，俄罗斯人能够享有“几乎无限的个人自由”。“人们沉溺于自己的个人事务，远离政治领域，这也是他们自愿放弃的。”李普曼说道。结果就是“政府可以轻易地主导整个社会”。
不参与政治，沉溺于个人事务，其实也是一种选择，被动的选择。于是政府主导社会，人民专注当下。
他们和国家之间有了罅隙。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他们知道，尽管这个国家的制度声称自己十分伟大，但它早已停滞不前，从内到外腐朽不堪。人们花了半辈子精力，去努力克服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尽力弄到一块肉，或者是一双靴子。他们能活着，多亏了规模庞大且不被政府承认的第二套经济体系——灰色经济，好歹让艰难的生活有了一点缓冲。
有趣的描述，现实其实更容易让大家明白共产主义的虚伪。灰色经济反而是一颗救命稻草。
列宁的成就在于顺应工人和农民的反抗行为，很机智地利用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但这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来证明，这种利用对广大农民是一个灾难性转折。它开启的是一场长达七十四年的实验，蔑视资本主义制度，压制人性的本能冲动。1921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对农业和商贸领域的某些市场机制采取容忍态度，局面才开始变得相对宽松。20年代末，斯大林给这个短暂的插曲画上了休止符。斯大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指令性经济政策。他一再设法打压价格，尤其是谷物和农产品价格，造成了毁灭性后果。自定价格的私营企业主被判为“投机”犯罪。对固执单干的农民，斯大林进行残暴打压，并强令其加入集体农庄。1929年，他尝试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被迫革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由此酿成巨大的人类灾难——饥荒、死亡和短缺。
中央计划是斯大林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布尔什维克曾经设法取消货币，以摧毁自由贸易，并控制价格。简而言之，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可现在的他们更进一步，试图控制全部经济行为。国家实行中央计划制度，控制着经济机器上的每一个杠杆，不允许选择和竞争，对大量存在的偶发交易和自利交易不留余地。
国家采取五年计划制，意在支配经济运行过程。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批准。开局之年相对较好，于是突然调整了发展目标，要在四年之内完成全部任务。斯大林后来提出，也许三年之内也能完成目标。最初目标是在五年期内开采煤炭3 500万吨，后来调整到7 500万吨，再后来被调整为9 500万吨至1.05亿吨。“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斯大林在1931年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好好弥补这段差距。我们要么成功，要么垮掉。”
截至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已经发展为超级大国，但它再也无法实现斯大林曾经完成过的经济大跃进。对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式的要求，让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举步维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分别于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试图加以改革，但都归于失败。国家严格控制着物资、价格和贸易，给经济体制注入新鲜空气的努力无一奏效。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石油价格飙升，苏联储量巨大，收入丰厚，经济衰退得以延缓。但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在高新技术领域再度掀起新的工业革命。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实验的暗淡时期。”
苏联的这种传承和变化很有意思，实际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实践了，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列宁在农奴制基础上搞社会主义，是一次成功的土地革命，也给小商业留了口子；斯大林开始搞集体农庄式的计划经济，也是人民公社运动的前身，还搞了五年计划式的大跃进，试图摧毁基本的经济制度，结果当然是失败的，今天我们的五年计划还是这个影子，后人的修正已经没什么机会了。也可以说这条路基本走到尽头了。
奈舒尔恍然大悟。这样的体制早已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相反，官僚计划体制已经彻底沦为了无法琢磨、没完没了、不讲规矩的菜市场。核心位置不再有强力控制，讨价还价开始出现。自下而上，工厂厂长给部门提出要求，部门再给中央计划单位提出要求；随后再掉头下发一大堆与之前的要求严重不符的决定和指示。若某项决定要甲厂调拨物品至乙厂，吃亏方则坚决不干，转而为其所想加以游说，这样的游说行为往往不会向上进行，而是从其他工厂身上另想他法。这一系列交易行为的主角往往与中央计划部门毫不沾边，而是工厂经理自己。随着体制弱化，他们逐渐取得了更多权力。不只是工厂，每一个人都牵扯进这张事关需求、许可、悄悄囤积、倒手和短缺的密织大网，而计划体制不说控制，连跟上步伐的可能性都很渺茫。此类副业行为意味着，国家计委的控制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20世纪20年代，成立中央计划部门的目的是抓住经济权力中的全部杠杆，以使其猛然发力；现在只见杠杆来回摆动，却看不到任何结果。奈舒尔老爱说，方向盘在转动，结果却一切照旧。
奈舒尔做出的结论石破天惊，让这个体制染毒生病的正是马克思和列宁一度着力埋而葬之的一大宏论，即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在苏联发展到后期开始被自己吞噬——资本主义、人性。也难怪过去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正在探索一条道路，按他的说法，这条道路的走向，是在不摆脱共产主义固有控制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激进改革”。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承认，他浪费了不少时间。1986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苏联公民从事“个体劳动”。这个法子允许大家成为自主创业者，以填补漏洞百出、受累于赤字的经济鸿沟。包含手工艺和服务业在内的大量私营行为很快成为可能。教师可以在课后辅导学生。戈尔巴乔夫接下来的措施更富深意。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到了始于20年代新经济时期、类似准私人企业的合作社一事。与“合作社”对应的英文词汇（cooperative）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此时旧事重提，合作社成为苏联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这标志着与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做出革命性决裂。当《合作社法》于1988年正式通过时，很多合作社都正着手改为私营企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合作社法》埋着一个隐藏的时间炸弹，即将炸碎共产主义者的梦想。该部法律有一项内容，允许以合作社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换言之，就是银行。正是利用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上这一道小小的裂口，斯莫伦斯基能够大发横财。
苏联的改革似乎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似乎也没那么在意统治啊、执政党地位之类的东西。不知道是没考虑到，还是天真了。戈尔巴乔夫的转向既没有党内的反对，没有什么大讨论，也没有什么右倾之类的扣帽子问题。只是没什么用。合作社成为新的私营企业的新形势，旧瓶装新酒。
整个系统极度腐败，体无完肤，劳心劳力对其展开调查完全是无稽之谈。”卢日科夫说。这是因为警察同样参与其中。金融监管员将损失一笔勾销，党的干部视乱局为良机。大家会照着最好的东西拿。偷窃行为司空见惯，连罪名都难以确定。“我们这就说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之处，”卢日科夫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就意味着跟谁都不沾边。这一点很关键，它是‘发达社会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第一个干坏事的人，因此把偷来的东西大包小包拿回家，也就不是什么错事。卢日科夫着手实施。他向几个副手了解正式上报的腐烂率。答案找到了：1%。“至此我才明白了那个体制普遍具有的残酷性，”他回忆说，“整个储存过程的损毁率高达30%，但体制只有胆量承认1%。的确是笑话、神话和漫画——但又是实话……苏联体制所确立的法则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理想的人民生活在理想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里。结果呢，根本不管你是一个怎样的好人，你干的工作有多漂亮。那同时意味着，没有人完成既定的指标。”
社会主义最大的破坏性就是和大家无关，所以每个人都能破坏，每个人都可以干坏事。哈哈，很精辟。
亚马盖耶夫很有把握地认为，该项指令一定会失败。他在工厂里干过。他说，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完善方案纯属无稽之谈。“全是谎言。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这回事儿。偷窃和私吞现象比比皆是。”丘拜斯辩称，社会主义经济里有一种为不同群体所秉持的所谓共同“利益”，亚马盖耶夫一下子顶了回去：“我们以工厂厂长为例。他确实有追求。但他的追求，是往自己口袋里多捞钱。”他告诉丘拜斯，勃列日涅夫的整份文件就像一台结构复杂的永动机。就各个细枝末节，比如飞轮、齿轮、滑轮等，他们几个人可以争论一整夜。然而，格拉兹科夫说，更主要的问题在于，根本没有永动机这回事儿。这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探索！起不到任何作用。“格拉兹科夫随后又想到一个更简单的比喻。勃列日涅夫这份文件像一架庞大而复杂的飞机，他如此说道。想想它那结构复杂的机翼、座舱和各个部件的内部连接吧。它全都写在了“第695号令”这份图纸上。但这份漂亮的图纸有一点问题，格拉兹科夫说道：找不到引擎。
勃列日涅夫的完善文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都是理想化的安排，我们今天的不少文件也是如此理想化。光绘制理想是没用的，需要实干。
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针对苏联经济这一病体的最普遍尝试性手法是“自负盈亏”，即工厂可以自留收益。共青团也开始让各级地方组织实行自负盈亏，比如允许他们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团费以及众多团属旅行社和出版社上交的费用。获得更多财政自主权后，许多地方共青团组织径直踏入了商业领域。共青团变成了党的商业培训学校。餐馆、舞厅、酒吧、旅行社、印刷厂和其他小型企业先后涌现，往往背着来自共青团预算的贷款或补贴。这些新兴企业获许自留红利。创业的激情如火如荼。共青团经商办企业，标志着意识形态的急转弯，即从衰退的社会主义转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但它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表明共产党的最高层对于危险已经有所意识，并打起精神开展一场能够获利的受控试验。这场试验始于一个坚韧的年轻人——康斯坦丁·扎图林。1986年，身为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生的扎图林被指派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米罗年科的助手。扎图林原是工业管理方面的专家，并对早年无果而终的苏联社会主义革新——如20世纪60年代的柯西金改革——等经历进行过研究。他承担的第一项任务是起草一封写给政治局的信，将新兴商业确定为共青团的发展方向。
团派在苏联改革中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也成就了一批人。新兴商业成为共青团的发展方向。即便今天的国内，都不敢有这么大胆的描述，而只是执政党的附庸了。
其中一条点子对于霍多尔科夫斯基获得成功起了关键作用。那就是扎图林的提议，即允许青年科学家帮助厂矿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并获取报酬。工厂经理手里有一定资金，可供其自由支配。他们往往用这笔钱与门捷列夫化工大学这样的机构签订合同，以获取研究和技术项目。为网罗此类资金，霍多尔科夫斯基发起成立了所谓的“青年创业基金”，该“青年俱乐部”实为共青团庇护下的新兴商业机构。
霍多尔科夫斯基经商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苏联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位于莫斯科北郊的高温研究所。在太空竞赛和冷战军备竞赛时期，尤其在后来对激光武器的探索过程中，这家声名显赫的研究所发挥过重要作用。这里还孕育了另一波前景光明的浪潮：资本主义。
苏联的经济体制内还有一种形式的货币，大家称之为非现金（beznalichnye）。这样的钱既不是纸币也不是硬币，而是一种虚拟货币，由政府作为补贴广泛派发给各大厂矿。非现金只是一种结算单位。甲厂拿到的补贴如果是非现金，那么它可以记入账簿，也可以支付给乙厂，就是无法装入自己的腰包。工厂经理面临的首要难题是，经济制度十分死板，这两种货币禁止混合使用。工厂经理不允许把非现金兑换成真实现金。两种货币都受到国家银行和中央计划部门的管制。然而，工厂经理所要使用的现金，往往多于计划体制所能提供的限额。现金供应十分紧张，但非现金的供应却很充足，也许因为它并没有多大用处。结果导致两种货币的价值严重失衡。现金值钱，大家趋之若鹜。有人做过估算，一卢布现金的价值相当于十个非现金卢布。这一失衡现象也成了巨额利润的诱因。有人要是能琢磨出来如何将非现金兑换成真金白银，那就会大赚一笔。令中央计划部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有人从事这一行当，将相对而言并不值钱的国家补贴兑换成现金卢布。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那个琢磨透彻的人。他从1987年开始，将相对并不值钱的非现金兑换成受人追捧的现金，甚至更进一步，把它兑换成价值更高的硬通货。
1987年12月28日，共青团中央向地方团组织新颁布了一系列财经制度，允许其自筹自支资金，并开设银行账户。这符合自负盈亏的精神。其中一项规定尤其重要：在一定条件下，团组织可以混合使用现金和非现金两种货币。霍多尔科夫斯基也许靠着银行颁发的特殊许可证才把非现金兑换成了现金货币，因为每一次兑换都需要特批。实际上，他拿到手的现金流向四面八方，给了工人，给了研究所和所长，给了他的科技中心，还有一部分交给了团委。国家对现金的严格管制就这样被撕开了一道裂口。但撕开这道裂口的，不是存心要将其摧毁的激进分子，而是苏联制度下一个热情迸发的孩子。
大佬霍多尔科夫斯基的第一次创业开餐馆没搞成，搞套利成就了自己。两套现金体系能打通，就是最厉害的，形式居然是“青年创业基金”。
一天晚上，古辛斯基准备从车里下来吸支烟，此时的他很瘦，穿一件皮夹克。他很偶然地把车停在电车站附近。他看了看车站存放变压器的地方。
“我又转了回来，突然我看见了一个金矿。”古辛斯基回忆说，“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巨大的木圈，足有两米高，上面缠着供电车变压器使用的铜电缆。长长的，是纯铜。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金矿！“他所说的金矿指的是铜手镯，当时非常流行。这些铜手镯带有东方的韵味，人们戴来驱病辟邪。古辛斯基看了看木圈里的铜线，这可是国家财产。他盗走了三卷铜线。他在莫斯科边上找到了一家闲置的国营工厂，里面有金属压印机。他暗地里给了一些现金，在一家关闭的军工厂里安排制作高级金属压印模型。不久，六台金属压印机开始加班工作。古辛斯基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很快他就成了苏联的铜手镯大王。他的铜手镯设计很简单，上面镶有两条小龙，印有“金属”字样，也就是古辛斯基为他最初的生意起的名字。古辛斯基说：“我意识到同官员们合作有门。”对付低层官员非常简单，只要行贿就行。但他认识到，对沃罗诺夫和中央的官僚们来讲，这点小钱肯定是不行的。他发现应付高级官员的秘诀是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最后，他知道接触最高级官员也是有可能的，但要注意方法，关键是要提供官员们晋升所需要的东西。古辛斯基发现，有时不必行贿，也不需要良好私人关系。出自个人目的，官员们几乎什么忙都可以帮。古辛斯基说：“因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理解这个官员需要什么。
古辛斯基和卢日科夫达成了一个协议：卢日科夫为古辛斯基提供旧房屋，完全免费；古辛斯基重建完这些房屋后，把其中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交还给市政府。对古辛斯基来说，把剩余部分卖掉仍然有巨大的利润；对卢日科夫来讲，他虽然掌握控制建筑物的批条，但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供支配，而现在，不用费劲就能为市里拿回宝贵的新修缮房屋和办公空间。后来，这个项目成了卢日科夫快速增加莫斯科住房数量方法的支柱，成千上万平方米的房屋空间都是用同样的办法交由承包商建造的。
理解官员需要什么，很精辟的理解。今天亦如此，就比如卢日科夫需要的是政绩，而不是受贿的现金。
盖达尔深受波兰做法的影响，波兰在1991年1月1日发动了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和贸易。波兰的“大爆炸”是由改革派经济学家勒茨克·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领导的，它立即产生了红利，满大街的市场取代了消费者物资的短缺，通货膨胀相对较小。[12]波兰的休克疗法一部分要归功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和其他西方学者的辛勤工作。盖达尔和他的智囊团为叶利钦起草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故意没有提到价格放开的具体日子，他们害怕提出具体日子会导致人们恐慌和大量囤积食品，这个责任他们可负担不起。叶利钦把报告初稿送回，并在上面用潦草的笔迹批示，价格要在年底放开。“大家都惊呆了，这可不是能提前公布的东西呀，”贝格尔回忆说，“他们试图让叶利钦把他的批示划掉。”但在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讲话中又一次重述他的观点。他宣布“在当年一次性地解除对价格的冻结”。这就是说，在1992年1月1日前放开价格，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盖达尔和他的智囊团对此毫无办法。贝格尔告诉我说：“叶利钦就这样拉下了操纵杆。“叶利钦注意到，尽管改革者们还在对私有化进行辩论，“在这个时候，党和国家的一些精英们已经积极地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开始私有化了。范围之广、参与企业之多、所用骗术之高明都令人瞠目结舌。俄罗斯的私有化一直在进行，但都是杂乱无章的、自发的，经常以犯罪集团形式出现”。丘拜斯回忆说：“这实际上就是偷窃国家资产，但并不违法，因为如何把资产从国家转移到个人手中并没有法律依据。”自发私有化的结果就是政党分赃制：只对工厂经理和政治老板们有好处，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丘拜斯对保守派从事的这种粗鲁的挑衅行为非常生气。他回忆说：“这种事情的本质就是，只要你脸皮厚、大胆、坚决，你就能得到一切，如果你脸皮薄，胆子小，你就在一边老实坐着。”
价格改革和国内的价格闯关有一比，都是最高权力者拉下的操纵杆。
凭单印制得非常漂亮，深棕色，看起来像货币，上面蚀刻着坐落在莫斯科河旁的俄罗斯白宫，当时议会在里面办公。它们被称为“私有化支票”，因为叶利钦讨厌“凭单”这个词。在内阁会议上，叶利钦禁止官员们使用“voucher”（凭单）一词，因为他认为这个英语单词太庸俗，但该词还是深入人心了。每张凭单面值1万卢布，花25卢布即可在当地银行提取，相当于10美分。它们可以用来兑换公司的个人股、以共同基金的形式存在银行或直接卖掉、交换。叶利钦在1992年8月19日宣布凭单方案时，许诺说：“股份是对资产的真正拥有的权利，是我们大家通向自由经济的入场票，”这一天正好是对戈尔巴乔夫政变未遂的一周年。从10月到次年1月，共卖出了1.44亿份凭单，占总数的98%。”
以后的几个月里，伴随着响亮、显眼的广告，上百种凭单基金出现了。很多凭单基金是一些公司暗中成立的，企图用来购买他们自己的股份。另外一些则是独立的，来势汹汹。最大的俄罗斯基金第一凭单（First Voucher）募集了400万份凭单。不久，这些基金就失控了，它们完全没有按规则运作，丘拜斯没有预见到它们扩散得如此之快。最终，大约600种凭单基金共募集了4 500万份凭单。缺乏有关机构管理的市场变成了丛林。失控的基金不讲道德，空头许诺红利，骗取凭单却没有给投资者任何回报，然而卖掉凭单，偷走了收益。石油钻石投资基金的经理们原来答应投资石油和钻石；结果，他们携带90万份凭单逃跑了。最终，99%的凭单基金都杳无音信了。[39]人们觉得被骗了。是的，他们确实被骗了，不过这才是个开始。”
凭单私有化+凭单基金，这种赚钱投机的方式看起来要快多了。
叶利钦和他周围的自由改革者们摧毁了苏联权力的象征，这是他们干得最愉快的事情，他们不想让俄罗斯再重新复活成一个大国。他们还清楚记得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做下这样一个对俄罗斯资本主义早期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时，自由改革者们选择的做法是首先给予最大的自由，然后再制定规则。但是各种罪恶势力乘虚而入。出现了骗子、流氓、犯罪团伙、腐败政客、官僚、自然资源大王、黑社会人物、野心勃勃的大亨以及前克格勃头目等。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新俄罗斯国家经济贫穷，连军人和官员那一点点可怜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钱竟能买权。国家的精髓——由当局制定规章制度——被新兴的资本主义私有化了。结果很清楚，先来钱，最早是卖石油和计算机获得巨额利润，后来通过对大型工厂和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让人们轻松赚钱。金钱和资产不可避免地带来竞争和冲突。“有冲突就需要有地方解决争端，但由于制度还没有制定，所以法律无法实施，法庭没有法律尊严。既得利益者们制定了法律以外自己的规则，使用贿赂和腐蚀手段，使用暴力和胁迫手段，这些手段很容易实施：金钱开道。在轻松赚钱令人激动的那几年里，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经常被忽略：从沙皇到苏联共产党，俄罗斯从来没有按法律办事的传统。俄罗斯人过去几个世纪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法，从沙皇到苏联最高领袖，不习惯依照缺乏个性、超越个人意志的绝对法律办事。”
先给自由，再制定规则。想法是好的，但真正要制定规则的时候，已经要被权贵腐蚀了，于是乎继续没有规则，或者说永不可能有所谓公平的规则了。其实也不是顺序的问题，即便最初制定了规则，也难免被后面腐蚀。所以核心还是要形成公民社会、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法律体系——这个根基不是几项政策，是需要人民的意识的觉醒，非常难了。
卢日科夫重建的不仅仅是被斯大林摧毁的大教堂，不仅仅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复兴的光辉象征，大教堂还是资本主义新模式的具体象征，这种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卢日科夫在俄罗斯舞台强行推行的，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模式，是金钱与权力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也引起腐败，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市政工程中。所有这些工程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人物，都由卢日科夫掌控大局。卢日科夫模式——莫斯科公司——并不是改革者们心中的模式。丘拜斯和盖达尔梦想建立一种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本着竞争和公开的原则，把生意与国家分开，他们想让市场来决定谁胜谁负。相反，卢日科夫想的是由他本人来决定谁胜谁负。他的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反，保持东方的传统，以当权者的思路为中心，不考虑盈利和亏损。有人称卢日科夫的模式为“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城市本身成了商业活动中的主要参与者。
卢日科夫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更接近当下的国内。但这个模式并不完美。
科赫从一开始就仔细挑选出了谁是赢家。根据计划，工厂股份交给大亨们安全保管，以换取他们给政府贷款。人人都知道财政亏损的政府无力偿还贷款。这样大亨们就可以卖掉工厂的股份作为贷款的补偿。但这里面还有个窍门，大亨们可能会把股份通过那些隐蔽的外国公司很便宜地卖给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就可以几乎不花一分钱得到巨额财产。瑞安盼望用给国家的贷款换取大量的石油和矿物资源，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可疑的泄密者。这个方案叫作“贷款换股份”。尽管有这样那样轻松赚钱的诱惑，霍多尔科夫斯基却不想满足于只做银行家，他渴望成为实业巨头。在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霍多尔科夫斯基收购了很多工业公司，出价时许诺将来为他们投资。1995年9月，他创建了一个名叫全俄工业（Rosprom）的金融实业联合体，来控制他的29个工业公司，这些公司涉及石油、冶金、化工、食品加工、纺织、木浆和造纸等行业。但霍多尔科夫斯基对他手里的工业种类不满意。当国际咨询顾问阿瑟·安德森（Arthur Anderson）建议霍多尔科夫斯基模仿韩国大财团三星公司时，他立即放弃了这个主张，因为他认为这种财团不适应于俄罗斯。霍多尔科夫斯基决定倾注精力开辟工业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就是石油。关于贷款换股份所发生的一切都与改革者曾经赞成的东西背道而驰。谁输谁赢全是随意挑选的，而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这意味着新的所有者又一次由政客挑选，而不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也不是通过检验“拳击场”的力量来决定。贷款换股份的交易不公开执行，而在很大程度上秘密进行，由国外注册的公司和秘密账号来操作。甚至连拍卖都很腐败：在很多情形下，拍卖师本人竟成了买主。拍卖是被人操纵的，而丘拜斯听之任之。”
贷款换股份的经典操作今天也不奇怪。
别列佐夫斯基在秋天因患肝炎住进了医院，但即使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仍然超负荷地工作。他组织并提供资金给一个新的政治党派团结党（Unity），希望此后能在国家杜马即下议院支持普京的议程。对于那些目睹了在俄罗斯建立政党何等千辛万苦的人来说，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成立一个团结党简直可以说是太惊人了，因为该政党没有独特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或者魅力领袖。但是，他们拥有普京。他的广受欢迎加上别列佐夫斯基的资金，能够赢得足够的议席，使该党成为下一届议会的第二大政党。为使普京成为俄罗斯下一届领导，别列佐夫斯基比任何人都付出了更多努力，但是最后一击来自叶利钦。病痛和被孤立的折磨使叶利钦在1999年雪夜除夕辞去了总统之职，同时任命普京为代理总统。“由于叶利钦长期缺席、健康欠佳，这一声明虽让人震惊，但是不可避免。“俄罗斯进入新纪元之际必须有新一批领导者，新面孔，新一代聪明坚强且有活力的人。”叶利钦在发表电视声明时说，“而对我们这些已经掌权多年的人来讲，我们必须离开。” 叶利钦在两周前告知普京，他将把政权转交给他。叶利钦在当天下午告诉他的僚属他要下台了。莫斯科出奇平静。人们都忙着考虑在以后的几周内电子计算机在2000年的时间转换是否会发生所谓的技术性灾难，这可能也是平静的原因之一。新年前夜，我发现人们在购物，考虑着他们自己及家庭的事，政治似乎已经淡出了视野。街道很空旷，焰火在夜空中闪烁。当夜，令人担忧的是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的过程太快、太突然。当他被叶利钦任命为代理总统时，他在俄罗斯民主和新生的市场经济中只有不到一年的领导经验。
叶利钦居然是有点禅让性质的任命了普京，二者并无衣钵传承，背后的原因可能也无从了解。惊讶的不是这种巨大的政治变化，而是人们对之的漠然，爱咋咋地。人民不参与政治的后果就是被政治反噬，放弃权力并不会躲开麻烦，反而可能会创造更大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要让政客害怕选票的意义。
在东德当苏联克格勃间谍的五年期间，普京错过了莫斯科重大的政治经济剧变。他错过了记者被视为自由灯塔的时代；他错过了获得胜利的公众团体，如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强大力量的人权社团“纪念碑”（Memorial）；他错过了诸如人大代表等选举政治的早期实验。普京简直就是错过了公民社会的诞生。当普京成为代理总统时，他与古辛斯基所创造的开放、喧嚣的媒体之间远隔千里万里。普京是一个封闭的人，没有看到向公众解释自己的必要。他告诉记者，他认为他们属于他的“控制范围”，带着一种你我对立的怀疑心态。他对言论自由大唱高调，但他自己的观点完全是苏联式的：电视应该是国家的一个机关。普京曾经对多伦科说，电视塑造了现实。“你知道，”普京说，“有些事情，如果你不讲出来，那就等于没有发生。”多伦科是这样形容普京的：“作为政客，“他认为自己是电视的产物。他认为只有电视才能摧毁他。报纸不管用——他不怕报纸，因为人们不看报纸。”俄罗斯电视业内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普京没有对体制发起攻击。他开始向其中一个寡头展开攻势：古辛斯基。2000年3月普京刚刚赢得大选之后不久，克里姆林宫就加紧了一场无情的战役，通过代理人摧毁古辛斯基的媒体生意，并在第一年就获得巨大成功。普京的幕后团队已经毁灭了卢日科夫的总统之梦。然后，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古辛斯基，最终又神奇地指向其创始人别列佐夫斯基。普京在上任第一年着手处理寡头资本主义并不是要改革体制。他只是想要获得控制。
今年已经是普京大帝执政的23年了，俄乌战争久拖不决，也将将他埋葬。没想到他居然是个封闭、孤僻的人，完整错过了苏联改革前十年的种种思想解放和讨论，只是醉心于打击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可能有威胁的一切媒体，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样的人当政，真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俄罗斯人的不幸。